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双创双化双减”政策（2）

需求管理政策效用减弱

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30多年已在孕育，其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命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这已经体现了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中国特色”。

近几年，中国经济、社会伴随着“黄金发展”而来的矛盾凸显，已使渐进改革路径所依赖的制度供给的“后发劣势”有所暴露。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既得利益阻碍明显的胶着期，同样也是时不我待的改革攻坚期。

应当看到，如果没有一个以改革为核心的充分注重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就难以达成清晰、理性的配套推进思路，并凝聚社会共识。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由于劳动力供应逐渐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服务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有一定程度升值。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交通、通信、服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小幅下降。

而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除考虑货币因素外，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而无须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调整，进而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可能会和其他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胀风险——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例如日本。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不可能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高速增长。但是日本决策当局过分自信，且迷信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实行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结果放任了资产泡沫，并导致泡沫崩溃和陷入痛苦的“失去的二十年”。

财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论”式的制约，是一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

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

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目前，通胀压力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国经济面临某种“滞胀式”的潜在威胁，调控当局的操作空间正明显收窄。

中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和保持充分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因而，宏观决策者应当适度降低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并提高通胀容忍度。

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部分学者的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仍想实现过去较高的经济增速，最终只能带来物价更高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对产出的拉动作用不大。

总需求刺激政策并不明智，很可能仅是出现比以往更高的物价上涨，但经济增长仍未见起色，甚至还要低于已经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一旦在某个临界点上，增长率居于下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上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将变得极其两难和棘手。此即中国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滞胀式”威胁。

所以，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在以可持续的上行因素对冲各种下行因素之后，保持增长率居于上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下方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固，才能化解这种“滞胀式”威胁。

而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势必要求以实质性的改革来克服种种既得利益的可能阻碍，化解深层矛盾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