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双创双化双减”政策（3）

改革需要新的理论基础

30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配置的潜力。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其制度优化进程还存在不对称的地方。

目前，中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正是如此，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我们必须在“顶层规划”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实现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有效结合，逐步实现向较高水平的常规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变。

根据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宏观调控政策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稳健审慎且能灵活地预调微调，避免在稳增长努力下的通胀抬头；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化解制约中国长期发展和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

虽然在中长期内，中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制造业边际资本收益降低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通过消费和服务业驱动，没有继续保持10年－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

当前，中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如新一轮价税财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此考虑，我们基本的政策主张可表述为：“双创双化双减”。

1.创新：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我们强调：“制度高于技术。”

2.创业：

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3.城镇化：

由于城镇化意味着收入的提高、消费和服务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

城镇化强烈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经济，这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但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对资产泡沫危险绝不可掉以轻心。

要引导好中国城镇化进程，发挥城镇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镇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地变革。

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推行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的“中国道路”。

4.产业优化：

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不能简单将现有传统产业淘汰到国外，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渐次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

要改变对服务业不够重视的传统观点，“中国服务”可能比“中国制造”更有可持续性。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主旋律和扩大就业机会的制胜法宝，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同时必须看到，政府扶植产业的效果已经在逐渐递减。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限制，使我们传统的通过政府扶持和优惠为主的产业政策手段，越来越多地受到贸易对手的关注和制约。因此，新时期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措施，应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围绕需求结构变动展开创新和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主体。

政府的作用应重点转向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如深化改革金融体系、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

5.减税：

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依照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具体发展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6.减少行政审批：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进而达成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前不久公布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进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使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地需要凝聚改革的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且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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