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双创双化双减”政策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在世界各国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

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总供给管理方面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

但中国未来10年至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难度显著加大。

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且这一过程将横跨较长时期。

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这表明，一方面，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即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步入穷途；另一方面，中国以欧美日需求驱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未来将很难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

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叠加。

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在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充分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应按照党的十八大已经在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作出的部署，以改革统领全局。

尽管大方向已经明确，但“怎么改”的操作性问题也不容忽视。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

我们认为，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以此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

在当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乏善可陈（欧美日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方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传统供给管理学派的沿革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总供给的根本性变化。

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是供给。从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

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主义曾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传统凯恩斯理论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中扩大需求，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滞胀局面。

经济学者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得以实践的。

上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期所盛行的 “供给学派”，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并非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创需求”——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因此，从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并不在于需求，而是在于政策错误等导致供给出现了问题。

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而立足于中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和经济追赶（即实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客观需要，解读和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应强调一点，即政府以经济手段为主，优化供给引导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

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为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或抑制，其中财政政策在结构导向上最为重要，操作工具、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是关键。

在国家干预方面，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同样是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国并没有推行大规模刺激政策。

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施奈德教授在解释政策出发点时指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地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

1982年至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递减到了0.4％的水平。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这些是在约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机制性的调整。

另一方面，政府又确实有所作为：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至今，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也因而成为了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当前，在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后， “国家干预”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这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或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