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政府“财困”与国民“税痛”（2）

《预算法》修改：异化的命运与无奈

除过“税痛”与“财困”这两个龙年的财税关键词之外，另一个关键词恐怕就是“预算法”了。

众所周知，现行《预算法》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已有17年，此次修改曾于2004年启动，历经两届人大，两度成立起草小组，也许因为争议太大，直到2011年12月下旬，修改草案才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2年6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而8月初全国人大网公布《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9115人（次）通过网络提出意见，共计33万多条，大大超过了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时收到的23万多条意见。

问题之严重或在于，此次《预算法》修改，显然背离了其通过限制政府财税权力，进而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预算法》修改竟然基本由相关部门的官员主导，结果也就只能收获一个严重异化的《预算法》修改草案，更多体现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利益。对此，我们不难从本次“《预算法》修正案二次审议稿中对国务院及其部门的授权”条款管窥一豹。事实上，所谓的《预算法》修改，已经演化成了相关部门争权夺利的大好契机。坦率地说，官员主导的《预算法》修改不会有多少值得期待。官员及其相关部门的回避，当是《预算法》的必要前提。如果不回避，客观上，《预算法》修改很难修成正果。毕竟，“屁股决定脑袋”，这是人性使然，要彻底改变这一事实，无异于叫“河水倒流”。

退一步讲，即就是基于现实的局限性，官员及其相关部门在《预算法》修改中无法彻底回避的话，也应该在“公开透明”修法方面有明显的作为。可以说，任何法律的修订，如果缺少了“公开透明”的前提，即就是形式上看起来再完善，也不能说它是一个优良的法。毕竟，“公开透明”意味着修法程序的合法性与可信性。如果没有程序的合法性与可信性，任何法律的制定与修改，都是缺乏底气的，《预算法》修改亦然。

当然，这次《预算法》修改之异化，也因为现行《预算法》所培育和保护的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与阻挠。因为现行《预算法》过去曾经给了他们大量的好处，要修改，在这些人看来，就必须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时，导致《预算法》修改的异化，还在于当下纳税人权利意识之疲弱。试想，在一个“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文化氛围里了，在一个权利意识极其淡漠的社会里，如果广大纳税人权利意识不够强烈，面对自身权利被剥夺的现象不闻不问，习惯于逆来顺受，任人做主的话，《预算法》修改的异化或是一种必须认领的宿命。

坦诚地说，异化的《预算法》修改无异于继续纵恶，无异于继续扩大现行《预算法》对大多数国民福祉总量的消减。而且，异化的《预算法》，必使一个社会每个纳税人异己的、非己的行为越来越多，使这个社会的纳税人越来越缺乏个性。最终会使这个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我实现程度越来越低，总体独创潜能越来越被压抑，直至将这个社会的发展动力消耗殆尽。好在，全国人大及时叫停了这个异化的《预算法》修改。

需强调的是，要获得一个能够基本反映大多数国民真实财税意志的《预算法》，既没有神仙皇帝，也不能靠神仙皇帝，根本说来，只能靠广大纳税者权利意识的增强。广大纳税者权利意识的强弱，既是优良《预算法》获得的必要条件，也是优良《预算法》获得的基础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