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政府“财困”与国民“税痛”（3）

救赎与破局：财税改革的未来前景

坦率地说，当前中国财税治理面临的误差是系统性的，不是偶尔的误差，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财税体制作为国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与义务规范的总和，无疑应该公正平等地分配，就基本权利而言，应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则分配；就非基本权利而言，应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则分配。但就权利是指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义务是指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而言，权力的民意基础，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财税权力的合法性则是必要的前提。如果财税权力不合法，民意基础不广泛，国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也就不可能做到公正平等。

毋庸讳言，财税权力的合法性受制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又取决于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何种政体，政体不同，权力的合法性也就不同。无疑，完备的民主宪政制体现的是全体国民的意志，不完备的民主宪政制体现的是多数国民的意志，寡头制体现的是少数国民的意志，专制体制体现的仅是君主一个人的意志。因此，政体基础不同的国家，其财税改革的中长期目标也是不同的。

对于财税体制处于“极差”位阶的社会，无疑应该逐步由“极差”向“次差”向“次优”向“最优”努力，而处于“次差”位阶的，则应该由“次差”向“次优”向“最优”努力，处于“次优”位阶的，应该向“最优”努力。就是说，必须首先弄清楚当下财税体制的位阶，而后才能确定其财税改革的目标。坦率地说，当下中国的财税体制由于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也就难逃少数官员主导的宿命。其财税改革的目标应该向“次优”向“最优”努力，也就是首先向增进大多数国民福祉总量的方向努力，而后再向可以增进全体国民福祉总量的“最优”方向努力。

问题是，一方面，财税权力的优化最终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另一方面，财税权力自身的优化，也可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或突破口。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看，财税体制改革，或者说财税权力优化，也印证了这一判断。这就告诉我们，财税权力的优化固然最终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但财税权力优化也不是被动的，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或突破口。

就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策略而言，笔者认为，财政公开透明、预算民主宪政当是基本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如果秘密财政的现状不改善，预算的民主与公开做不到，财税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只会一次又一次错失历史性的改革机遇。

就具体的税制改革措施而言，减税无疑是最低的诉求。因为1994年的税率与征收率的设计基础——税务机关的稽征能力，早已在队伍综合素质逐步提升与互联网高科技的支持下大幅提高，税务机关的财富汲取能力也已大幅提高。但减税应重在减轻纳税人的“间接税”税负，而不是直接税税负。因为从长远看，直接税比重提高有助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有助于整个民族的繁荣与进步，有助于全社会首创精神的激活。

其次，应在尽快兑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初契约方面有大的作为。要重在全面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问题，特别是财税特权问题，不要仅仅满足于税负“谁负”的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固然，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也十分重要。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尽快还权于纳税人，建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唯有纳税人主导的税制，才是真正符合“以人为本”发展观的税制。严格说，现行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是背离人本发展观的，不仅表现在企业人员工资不做抵扣处理，忽视人的价值，而且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更表现在“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现代文明治税原则至今没有实现制度性的“嵌入”。

总之，这个龙年中国政府的财运确实不佳，但是，长远看，慢下来，调整一下未必就是坏事。或许，拮据的财政会孕育出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精神的财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