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的中国经济：说得对、干得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加快，但坦率地讲，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粗放式增长色彩，摊子铺的越来越大，但产出的附加值并不是很高，而且也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这是观察中国经济的最根本出发点。既然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必须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并且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变经济结构，最大限度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随着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近些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但总的来看，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转变并不是太多。不过，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动作逐步加大，既看得见，又摸得着。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型是一项超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从政策的匹配来看，既要包括近期的主张，又要包括长远的导向。从2012年的政策出台情况来看，恰恰体现出近期主张与远期导向之间的有机结合，而对这些政策的评价则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说得对。

事实上，从近期政策主张来看，2012年可以说是任务艰巨。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为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也相应被略微调低，为的是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不仅如此，从远期政策导向来看，2012年也可以说是有大手笔的一年。在前不久刚刚胜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未来要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此，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

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面，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各项经济政策的针对性来看，2012年许多政策的出台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一方面是带有主动出击成分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带有积极应对成分的。与前两年相比，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更多需要面对的挑战，而如不积极应对这些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件大事也很有可能“泡汤”。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012年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小年”，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急剧下滑。

为此，9月12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敲定八项政策措施：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增加对符合条件出口企业的贷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减免部分法定检验检疫物出入境检验检疫费，等等。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国家便于“落地”。又如，12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资源产出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推行绿色消费，加快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事实上，发展循环经济对于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起到了“点睛”作用。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看，2012年可以说是在政策上“说得对”的年份，而要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做到干得也对，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2012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情况来看，总的感觉是一个“累”字。事实上，不“累”的活儿早就被干完了，而正因为干得实在“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活儿才更加有意义。现在看来，“干得累”并不代表干得不好，而是表明在推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而是要想更多点子、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将事情办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干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拿几件有代表性的例子“说事儿”。

首先，必须要承受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前些年，房地产行业过热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隐忧，不仅是高房价令老百姓难以承受，而且由于开发商不惜高价拿地，几乎戏称为现代版的“圈地运动”，蕴藏着更大的金融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长此以往，不仅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而且也会对改善民生带来阻力，甚至会超出经济问题的层面。

为此，中央通过限购等手段不断强化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必须要承认，房地产调控对于建材、钢铁等上游产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但防止钢铁行业的过度膨胀也不一定全是坏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化解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价格过度上涨带来的压力。况且，通过建设经济适应房等保障性用房，房地产行业又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最近一年来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步伐加快，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构成的瓶颈压力，而且也为增加就业，带动钢铁、车辆等相关产业发展“撑”开了空间。其次，有些事情我们想要办好，但不能够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需要靠“组合拳”来综合治理。众所周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出口稀土最多的国家。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在2012年6月20日发表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国约占全世界23%的储量供应了世界90%的市场供应量。由于过度出口，中国的稀土在国际市场上长时间只能卖“黄土价”，而过度挖掘稀土更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如何破解稀土困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稀土开采。不过，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不能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在一些贫困地区，稀土开采不仅关系到当地老百姓的就业与脱贫致富，而且更关系到当地本不宽裕的财政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稀土开采时对的，但要综合治理。2012年7月26日，工信部公布了《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在新的准入门槛设置之后，将有三分之一的矿山企业可能达不到相关标准要求，预计全国将有近20%的产能被淘汰。当然，在开采环节约束稀土开采能力盲目扩张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只要配套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将这些副作用压缩在最小范围。

按照《稀土行业准入条件》，未达到准入条件的现有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企业应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淘汰落后、兼并重组与技术改造相结合等方式，尽快达到准入条件的规定要求。这样，各方面的利益会在相当限度上被兼顾到。

再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但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也不能够超越现实而片面强调大干与快上，而要在突出重点的基础上，在有些方面体现出循序渐进特征，而在另外一些方面体现出快马加鞭的特点。就对外贸易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改变自身在当代国际分工中的被动地位。不过，如果按照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求，必须要增加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但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前提是要优化产业结构，而优化产业结构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众所周知，由于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出口企业拿订单很困难，同时，原材料价格与工资成本都在上升，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出口企业要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并不容易。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美国在搞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欧美现象开始出现，而由于劳动力成本国家低廉，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国家在低端产业上也对中国构成竞争，中国制造业“下南洋”现象也日渐突出，目前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的当今世界生产耐克和阿迪达斯运动鞋最多的国家。

不难看出，现阶段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不仅要加快转型升级，而且也要确保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否则，不仅做不成贸易强国，就连贸易大国的帽子也保不住。当然，在2012年期间，我们在许多政策的把握上已经变得比以前更为成熟，特别是货币政策上的各种微调措施基本上恰到好处，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也想了很多法子。不过，也有某些政策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例如，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有限，除了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多动脑筋外，也需要相关减税措施加以配合。

说白了，国家对老百姓减一点税，看起来少了一点点财政收入，但有助于整个内需的活跃，而一旦内需带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增强活力，国库还会“差钱儿”吗？又如，中国的证券市场长期低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对股市的定位失衡，在政策上更加侧重于融资功能，而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因而也需要加以不断完善。

总的来看，2012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我们不仅要“说得对”，而且面对着诸多挑战，我们之所以感到“干得累”，主要还是想力求尽可能“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