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模式搭建社会和谐通道

一个简单的道理    

三角结构最稳定，这是几何学的常识。在社会领域，我们还应该懂得一个常识：第三方是社会和谐运行的重要支点。社会许多矛盾冲突问题，只有当事的双方很难获得解决，如果有第三方介入，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发挥第三方的作用是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

对于这个道理，有必要从生活常识来说明：一个家庭里夫妻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架来，且愈吵愈烈，可能谁都认为吵得不值得，甚至都想缓和，但是又谁都不愿让步。这时一个很普通的邻居听见吵闹过来了，分别劝了几句，并让两人就某个情节的误解或错处相互道歉，于是夫妻之间很快就和解了。

如果没有这个邻居参与，两人可能不知道还要热战或冷战多久。这个邻居作为第三方介入进来，就改变了原有两方的关系。这就是第三方的作用。

一个普遍的模式    

对于第三方的作用，既有理论尽管缺少统一而系统的阐释和分析，但在发达国家那里，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早已广泛地出现在经济、生活、文化、政治、司法等各个领域，对于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市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通过第三方提供抵押，第三方在双方之间提供担保；在信用领域，由公证机构出具信用证明；一些事件的调查中，在双方可能出现争议的情况下，往往邀请第三方参与；在企业管理上，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必须有非股东的独立董事；在司法领域，许多国家的法院审判案件有公民的陪审团参与；在国际领域，两国发生利益冲突，往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或个人的第三方出面来调解，或者在对方态度不明朗情况下，试探性地委托第三方进行沟通，这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模式。此外还有第三方支付、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理赔、第三方支付、第三方管理等等。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管理经过长期探索，发现第三方参与是维护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因此遇到一些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特别是容易引起公众疑问的事件，往往主动邀请包括社团、媒体、专家等第三方来参与，以便向社会证明其公正性。在服务领域，政府对于人们的生活困难和社会纠纷，往往不是直接去解决，而是靠社会工作者等组织出面，政府则是出资为其给社会提供的服务买单。众所周知，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和调解纠纷，一方面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不是容易官僚化的机关可以大包大揽的；另一方面服务总会有难以到位的地方，政府去直接服务又做不到位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基于这样的原因，让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去做，政府买单并且监管，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西方包括我国的香港等地，都有一支庞大的具有各种专业特长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西方国家第三方参与模式已经广泛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无法设想如果离开这种模式，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如何能够正常运行。

一种有效的机制    

在中国，往往有些专业人士或公务人员在一些领域极力排斥第三方参与。例如一些司法界人士认为，判案就是法院自己的事，只有专业人士可以发表意见，社会舆论不能影响判案。这样的说法其实没有充分的道理。因为在西方一些国家，陪审团作为犯罪嫌疑人和法院之外的第三方，在判案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反映公民意见，矫正审判中可能出现的偏颇。

类似司法界排斥第三方参与的言行也出现在其他领域中，其原因在于这种模式使一些部门和人士的权力受到分解和限制，或者使其本来可以靠一声令下就能解决的问题，变得程序相对复杂而耗时费事。但是，如果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特别是维护和提升政府、司法的公信力的角度来看，第三方参与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证明，第三方模式对解决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起着重要作用，促进着社会平衡与和谐。第三方并非社会的强制性力量，它究竟靠什么样的强大魔力，来促进社会的平衡与和谐？

在这里首先要区分两种第三方。一种是中立性的第三方，即与当事双方没有利益纠葛，或者没有较深利益纠葛，在双方之间处于中间的独立的地位，因此可以在双方之间进行裁决、调解等。这种第三方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公正性。只有超脱在当事双方的利益之外，在处理纠纷及其裁决过程中才具有公正性。二是可信性。有了公正性，才具有可信性。“躲猫猫”事件为什么最后弄清了事实真相，平息了社会质疑？因为云南司法部门邀请网民代表作为第三方参与，人们认为结果是可信的。三是可接受性。第三方具有可信性，当然对于当事者来说就具有可接受性。本文开篇所举的夫妻吵架的例子，和解不是因为这个邻居如何权威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是他作为第三方超脱于利益冲突之外，冲突并僵持的双方愿意向其倾诉并愿意接受其协调。反之，如果这个邻居和夫妻之中任何一个人有感情或利益纠葛，那么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其实不止是夫妻之间矛盾，在社会冲突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另一种是关联性的第三方，可以与当事双方或其中某一方具有某种利益关系，如担保公司、理赔公司、代理公司、律师机构、会计师机构、社会工作者机构等等。这些机构收取一方的费用，受其委托，以不同形式和另一方打交道，作为双方的交涉或服务的中介。

关联性的第三方可以有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有利益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不是随意的、无限度的，否则会因为代表一方利益而无限度地损害另一方利益，从而破坏社会平衡。而防止出现这类问题的办法是严格规定这类机构的成立和从业条件，规定职业运作的规范和道德标准，不得超越底线。一旦出现超出底线行为，即取消从业资格，触犯相关法律的则予以制裁。

越是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第三方模式越普遍，公证机构、担保机构、物流公司、社会工作者组织等蓬勃发展，这些机构作为第三方，具有高度专业性、组织性和工作的可持续性，可以在各个行业促进市场经济社会的运行，维护其秩序。

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向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第三方模式在中国逐步被重视起来，例如：为了国际交往和国内健全法治的需要，设立了公证机构；为了开展国际国内贸易，银行等机构开展担保业务，金融机构的大宗贷款也往往由公司或中介机构担保；和收藏业繁荣及奢侈品销售有关，鉴定机构也得到了发展，等等。由于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提倡，社会工作者队伍得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在社会扶危济困、调解纠纷甚至民族团结方面开始发挥作用。

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广泛地重视第三方作用，在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上，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吸取包括正规组织、临时组织以及个人的第三方参与，这是现代社会治理应该具有的意识和方式。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和民间人士一再呼吁在某些社会关注的事件的调查、反腐败上，在政府与群众矛盾、医患纠纷等等问题上，尽快导入第三方机制，让社会组织、专家甚至网民代表来参与，促进问题解决。事实上，一些地方和单位也进行了这方面尝试，如山西晋城反腐倡廉、宁波解决医患纠纷、福建永安解决林权抵押、山东胶州后进村治理等等，都采取了第三方介入模式，分别取得了一定效果。这些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推动的局部探索，上级有关部门应该对这些案例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并且在更大范围有序地推进。

一个走向和谐的通道    

一个社会怎样才能走向和谐？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只能靠管理。但是仅仅管理就能够管出来和谐吗？市场经济社会首先是靠自我机制生生不息地运行，过度的管理会压制和干扰其机制的作用。只有健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并为其运行提供法治和管理的保障，社会才可能走向和谐。第三方模式就是这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向和谐的一条重要途径。

建立第三方模式，首要的条件是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第三方模式就是中央关于社会管理创新要求中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还要弄清在现代社会中哪些问题必须导入第三方机制。基于这两点认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主动让渡出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给第三方，为第三方发挥作用提供应有的平台，使其充分参与各方面问题的解决。

建立第三方模式，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打击“伪第三方”。所谓“伪第三方”，就是不具有独立性要求或从业资质、行为不规范的机构或人士。例如中国许多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并不“独立”。还有一些第三方机构的服务行为并不严格规范，甚至随意提供证明（如财产证明、鉴定证明）。这使得第三方公正性和可信性大打折扣，也因此扰乱了市场和社会的规范运行。第三方及其服务是否规范，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建立第三方模式，应严格规范媒体行为，并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是最常见的、经常出场的第三方，它们往往因为真相的报道和公正的评论而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其作用发挥得还远远不够，甚至一些媒体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丧失客观公正立场。离开媒体必要的出场及其行为的规范，第三方模式就不可能到位，市场经济社会运行就会存在缺陷。

建立第三方模式，需要社会相应的法治环境。离开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第三方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甚至中立的第三方就会出现利益倾斜，关联性的第三方就会为了一方而践踏法律，不但不能维护社会运行秩序，还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因此应该针对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机构及其行为进行立法，并且持续开展相应的执法活动，强化社会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