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民主是欧洲新道路的关键因素

希腊神话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天，宙斯看见了一位名叫欧罗巴的女孩，于是变身成一头公牛，背着这个女孩穿越爱琴海，到达克里特岛，整日虐待她。如今，这头公牛已成为欧洲金融市场的标志，它所表现的索取与掠夺是对当下经济形势最恰当的隐喻。但欧洲不是神话中那个年轻的少女，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有17国加入欧元区，它不仅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组织，而且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那么，欧洲金融市场是如何将欧洲拖入投机浪潮，让其服从自己的意志，并最终使经济萧条呢?

欧洲一体化

1992年2月7日，欧洲各国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欧洲联盟条约》，开启了通往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之路，实行统一货币。由此，一个贸易往来更紧密、货币流通自由化的单一市场诞生了。冷战结束后，东欧政权解体，德国统一。新自由主义和金融业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两极。失业、通胀以及银行债务的影响被提上日程。市场是这个欧洲统一计划的核心，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拉动投资等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大幅削减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稳定汇率、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非常必要，只有这样，热衷于加入货币联盟的欧洲各国才能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欧洲各国放弃了凯恩斯政策。由于当时个人消费需求增加，出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增长，从而使二战后的欧洲各国公共支出激增、汇率贬值，经济增长较快。

但这一计划随即就落入金融陷阱之中。《欧洲联盟条约》签订6个月后，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导致之前签署货币协议的一些国家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当时，英国英镑、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的贬值幅度已高达30%。

欧洲各国都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政策，如削减工资和公共开支、公共事业私有化，从而平衡预算和国外账户，减轻通胀，打击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行为。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意大利等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受金融统治的货币联盟在欧洲诞生的过程。

20多年后，一切清晰可见。欧洲陷入了僵局，形成一个只为德国和极少数国家效力、向美国和亚洲出口商品的经济模式。投资适度增加，主要集中在比工业和服务业回报率更高的金融行业。因为实际工资并未增加，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消费需求日渐萎缩。公共支出因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限制而停滞。

结果，整个欧洲大陆发展相当缓慢，各国经济实力参差不齐、就业岗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严重不足。

的确，欧元作为世界货币之一无疑是成功的，它是第一个不以黄金储备为后盾的货币。欧盟又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元区国家一直远离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业过度繁荣的问题。但是，欧洲经济共同政策的新空间还未发挥作用，这一政策下的财政约束已经消失。税收协调不被采纳，在欧盟，我们仍然能发现财政天堂。在欧盟，没有哪笔公共开支能弥补国家开支的削减。

经济发展缓慢且不平衡不足为奇。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10%的欧洲GDP从工资收入转向投资收益和金融租赁领域。欧洲已更近似于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失业率增加、社会权利和福利锐减。

中心和边缘

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漠视实体经济，各国在生产和出口产品的能力、技术、大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产能、就业率、工资待遇等方面大不相同。假设自由化在各国推行，那么，开放而有效的市场同样能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只有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策略才能影响生产系统，杜绝了对边缘地区的国内生产者的破坏。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促进了工人和工会的机动性，避免了不确定就业的增加和工资的降低。那些导致欧洲国家产生变化的政策被认为是行不通的、无效的、危险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正在造就更重要、更急切的变化。市场再一次被看做是唯一能在欧洲经济中推动变革的力量。

在缓慢增长的背景下，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这两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发展更壮大。德国凭借其高科技和生产能力，不再受汇率升高的阻碍，其出口席卷欧洲其他各国。经济和政治力量越来越集中化。德国、法国(部分地区)和北欧国家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南欧(包括意大利)、爱尔兰和东欧被边缘化。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则更外围，它更接近美国的投资驱动模式。

边缘化的轨迹

货币联盟建立之初，希腊和葡萄牙趁着欧元首次实行低利率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签订，增加公共开支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两国实体经济的衰败使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公共债务以担心债务到期、不得不向已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外国银行融资而告终。

对世界所有公司而言，爱尔兰是一个真正的财政天堂。它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外汇的流入，不久这些资金就被投入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泡沫市场。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爱尔兰严重受损，最终导致银行国有化、失业人数大增、贫困和新一轮移民潮。

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公共支出庞大、房地产泡沫巨大。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其弱点，直接导致欧洲史上最高的失业率。

意大利也加入了货币联盟。自1994年以来，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推行为精英特权阶级服务的政策。意大利的工业开始衰落，出口仅靠“意大利制造”的奢侈品，公共事业和服务的私有化、逃税更容易、富人的奢侈消费、年轻人处境危险、南部地区的贫困。四个短命的中左翼政府曾尝试对政策做些修正，但都从未质疑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们将公共事业和服务私有化(包括供水，2011年6月举行的全民公投曾反对此项议题)、废除遗产税、工资协议和养老金改革使工人更穷、没有产业政策、没有对不公平的限制。结果造成意大利十年经济停滞。如今，意大利的实际GDP与2001年相当。但是，社会分配早已改变，最富有的10%的意大利人占有90%的财富和收入。随着金融业的扩张，股票市场和养老金基金的作用有限，2008年经济崩溃对银行和储蓄的影响很小，但对意大利经济的冲击很大。尽管公共支出适度，但由于经济倒退，意大利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必将重回120%。在意大利，大约一半的债务靠国内储蓄，并被投放到个人资产中，仅债务的规模如今就已达1.9万亿欧元，为2011年七八月份的投机危机打开了大门，并依靠德国债券以创纪录的利率传播开来。欧洲中央银行最终决定购买意大利(西班牙)债券，支配高达450亿的税收并裁减开支，以使2013年的预算平衡。

欧洲的边缘危机就是2008年经济崩溃的结果。巨大的金融收益的压力并未平息，巨大的投机收益的机会被遭受打击的脆弱经济体的国债所证实。但是，这种国债主要被欧盟中心资产减少的大型银行持有，回到2011年8月欧洲股市的钟摆呈螺旋式下降的情况。欧洲的无所作为使这场危机变得更加严重。2011年夏，欧洲采取的措施为时已晚——创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债券等，如果在希腊危机爆发的2010年5月就采取这些措施，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就将安全。欧洲的经济实力可以很容易地保护其最有价值的资产。

欧元的末路

欧洲货币联盟的道路已陷入僵局。欧盟领导人认为，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只要草草地拼凑一些干预基金。他们不同意应采取行动，以保护欧元、大型银行和欧洲央行的章程。欧洲央行的刚性“自治”，使即使所有政府同意的政策也不可能付诸实行。的确，欧洲的领导人都同意把财政紧缩强加给雅典、都柏林、里斯本、罗马，恢复金融市场信心，挽救债权银行，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并把公共事业的价格市场化。但是这些政策不可能使欧盟摆脱经济危机。

如果欧元区国家宣布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银行就会破产，这将引发一个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国际资本不再流入风险较大的经济体，欧元势必解体。对于陷入困境的国家来说，阿根廷的经验足资借鉴，以债务展期得到喘息之机，不需要用更多的税收偿还债务，经济恢复增长。但由于货币不可能贬值，“欧元区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能依靠出口。当希腊或其他陷入困境的经济体从中心走向外围，曾经的好时光不再，它们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只会被视为威胁。欧元的信用会受到重创，德国无法承受，没有人会从中获益。而且，在这样的动议中，并未提出“离婚程序”，它只会全面瓦解。同样不可能的是货币联盟的分裂，中心和外围彻底分裂为强大的北欧元和疲软的南欧元。前者将失去强度，而后者则没有限制它的弱点。

事实上，货币和金融只能推动欧洲走到这么远。从长远来看，货币的实力取决于实体经济，更应该注意实体经济的重建：更可持续的产业、更大的国内需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贸易和金融失衡，缩小中心周围的鸿沟。目前的政策正相反：三分之一的大陆在深度衰退的推动下实施了紧缩。

欧洲国家也难以独自应对这次危机的挑战。在这样的困境下，外围国家找不到出路，但同样的事情不是正在作为欧洲真正的中心的德国发生吗?

需要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面临着“如何做出决定”的问题，即民主的问题。布鲁塞尔和柏林强加给所有陷入困境的国家的紧缩药方，把各党派都推向了暴力拒绝民主政治和欧盟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境况何其相似。

五种出路

2011年的酷夏已经消融了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基础上的欧盟仍然能够运转的错觉。规则必须改变，欧洲一体化已经转向不同的方向，变革正在进行。

A.停止对受到投机打击的疲软的欧盟成员国的曝光是必要的起点。可以很容易地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所有的债务由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元、欧洲央行的政策行动和国家政府的力量来担保。通过有计划的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和欧洲央行购买相关国家债券，这种不调用真实姓名的隐身行为已经发生，以保证欧洲债务安全。

B.削减财政规模。金融资产不能指望5%-10%的实际回报率，这是实体经济的回报率。需要充分理解2008年经济危机的教训和损失。重建严格的金融监管，覆盖所有购买和出售金融资产和货币的金融交易税及货币可能在0.05%，以及创造一个由政府控制的欧洲评级机构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主要步骤。

C.有必要修订《稳定与增长公约》。该公约目前仅发挥了“刹车”的作用，而“加速器”是必要的。欧盟范围内以欧元债券资助的公共开支，有针对性地将欧洲经济引向可持续产业。此举是一个合理的步骤。有相同目标的国家公共开支应不再受该公约的约束。

D.真正的政府应该使其财政井然有序，但资源应来自10%的最富有欧洲人的资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不断为自己增加欧洲大陆的财富资源。对公司和个人的实际资产和金融财富征税，继续征收高额继承税和环境税，同时降低对劳动力的财政负担，是唯一可能避免经济衰退的办法。

E.实体经济重返中心，但增长不应该是目的本身。欧洲需要更社会化的经济，不只是质量更高的增长、消费和更稳定的工作，也需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欧洲的资源，包括欧元的实力和央行的储备，不应去拯救那些因投机而陷入危机的银行，而应致力于推动一个与欧洲社会价值观和欧洲社会政治变化相一致的经济转型。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欧洲从未有过的民主的决策，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民主是欧洲新道路的关键因素。

(作者Mario Pianta系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经济政策教授，曾在欧洲大学研究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索邦大学任教。高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