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宿命（2）

中国双轨制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困境

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不成功？因为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道路受到所谓结构主义模式的影响，如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重工业，而他们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是农业经济。而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创造了很多扭曲，创造了很多租金，就会有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资源错配，再加上寻租活动，经济发展绩效当然非常不好。

改革开放前，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追寻这种道路，也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所以是失败的。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改革。他们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一点，这些转型中国家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有大量缺乏能力的企业。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补贴取消，企业就会破产、大量失业、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不能发展得很好。

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按照市场来经营，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帮助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学界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的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双轨制曾经比较成功，因为它一方面是给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缺乏实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并且，各地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实行双轨制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包括，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第二是资源价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门是垄断的，像电信、交通。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有钱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大企业的消费倾向更低。财务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或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的局面。

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当中的缺口就变成出口——这也是造成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推行了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

向单轨制过渡，政府要因势利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谈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应该怎样做？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由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当初实行双轨制，是因为我们当时是资金非常稀缺的国家，1979年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扭转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

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原来的垄断领域现在都是有竞争力的营利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我们已经处于或非常接近世界产业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就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第一，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创新；第二，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三，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对一些新产品使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第四，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规定到2020年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

我们国内在谈政府作用的时候，有时讲全部靠市场，政府不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自废武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以后，它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收入分配也越来越恶化。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市场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