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驾马车”遇到“黄灯”怎么办？

低水平重复投资刹车、外贸订单量下滑、国内消费提振乏力……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十字路口”，既面临中长期经济增速放缓和可持续发展的考验，又面临出口、投资与消费“三驾马车”遭遇“黄灯”警示的考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复杂局面有着清醒的判断，要求“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具体面临怎样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志彪和港中大—复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所长陈诗一与本报记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外需疲软的冲击究竟有多大

记者：随着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出现不同程度的单边衰竭之势，以外需为导向的增长方式日益显现弊端。越来越多人提出，必须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经济还需不需要“代工”？

刘志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这一轮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中国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形式、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参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更是有所转变。中央讲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主要针对的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

目前来看，要求通过稳出口来稳增长，实际上难度很大。我在一些地方进行调研，发现很多官员认为出口能够“浮出水面”就不错了，现实情况是多数地区还在“底下游泳”，出口速度呈现负增长态势。而从中长期来看，根据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我们应该积极地在战略和政策层面上做好准备，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但牢牢依托国内经济、需求和市场，始终是扩大外向型经济规模和运作水平的基石。

陈诗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但需提醒的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不变价格的官方计算，1978年以来中国由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所衡量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在1990年超过50%，其他年份都没有超过1/3。可见，尽管我们有很高的贸易盈余，同时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但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也许没有想像中那么大。

当然，我们也需客观承认外需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产生波动性的影响。以上海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海的工业集聚度很高，六大支柱行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60%。由于这些行业多承接海外订单，因而上海经济的外向度在全国很高，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高达170%，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同为外贸重镇的广东（150%）和江苏（120%）还要高。所以，上海对外部贸易环境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危机期间所受影响也很严重，抵抗外需疲软的压力可想而知。

内需拉升效果不能估计过高

记者：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太过依赖投资，这一失衡局面是不持续的，破解之策在于提高消费的贡献率。但问题是，若降低投资增速，消费增速很可能也同步下降。这样一来，拉动增长的两个引擎将同时熄火。这是否印证了“不调结构是等死，调结构是找死”的看法？

陈诗一：多年来中国经济总体上走的是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资本的产出贡献份额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虽然此后一路下降，但资本贡献率始终较高。“十一五”时期的前三年都超过了40%，2009年更是高达87.6%，2010年为52.9%，2011年也有48.8%。

而在消费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绝大多数年份其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始终是低于投资或资本的。我们预计，即便到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得以落实，但假如几亿农民的收入得不到切实提高，假如城镇居民的现金流和未来较长时间的收入都被高企的房价掏空，假如医疗和教育仍然让人民群众担忧，内需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拉升效果依然不能估计过高。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仅仅靠消费为主导就能实现7%、8%的稳定经济增长，反倒是有些国家因过度消费或提前消费而陷入经济困境。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需要齐头并进、互为依靠。事实上，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城镇化将成为未来十年新的经济增长点，这说明投资需求还是旺盛的，它还将是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抓手。

至于你所提到时下流行观点，我认为：不调结构是等死，这句话是对的；调结构是找死，则不完全对；应该说，调错了结构才是找死。所以，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调整结构，而且要调对结构。一方面，要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要稳投资而不是说要把投资愣降到一个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要调整影响供给、影响生产的各种结构，包括投入要素结构调整、产出结构优化等。

在“打工”中逐渐学会当老板

记者：分析人士认为，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乏力，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多个季度放缓的主要原因。请问，这究竟是一种短期的波动现象，还是中长期的潜在趋势？

陈诗一：有人把目前的经济减速看作是一种短期波动，认为是政府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包括偏紧的货币政策、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外需持续低迷和出口不振等。这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增长，目前事实上已经处在这一轮高增长的后期。

在这种判断下，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并不是最必要的，紧要的是通过执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来拉抬长期经济走势。具体而言，我们要改革要素市场的各种结构，改变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现状。一方面，要从人口红利转成“人才红利”，从投资拉动转向“人才拉动”，从招商引资转到“招才引智”；另一方面，要防止过度投资和高歌猛进的资本深化现象，避免短期的过度投资带来破坏。

记者：确实，当前经济转型发展中最突出的，可能不是增速问题，而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涉及质量和效益的问题。对此，可以采取哪些举措来加以解决？

刘志彪：首要的是找准发力点。在全球化战略转换的大背景下，我认为关键要在塑造国内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形成全球化创新链。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现有全球价值链底部的资源，深入进行学习，在不断“打工”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当老板。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应该力争成为这一创新价值链的链主。具体方法有很多：一是做自主品牌，然后一步一步地做成世界品牌。二是依托欧美日企业进行国际代工，积累经验后再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实践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三是在政府和社会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等的帮助、支持下，加强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零售业之间的对接，逐步成为国内市场的龙头。

在具体的产业调整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即沿海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情况并不乐观。例如，江苏的产业转移首先会转移到苏北地区，而不会先转到安徽；浙江市场化力量强一些，可能到处跑，但它们也不往中西部转，而是流往东南亚地区。可见，一些国内企业并不会一定按照我们的设想到中西部去投资设厂。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应当想办法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