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长期战略的分歧

围绕着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战略，不同力量间的分歧明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依然处在一个战略选择的关口。

社会民主党调整政策

在应对金融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面对普遍的紧缩政策和民众社会福利水平的显著下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由于缺少自己的特色政策和社会基础的分化而遭受了政治上的重挫。在此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更为突出自己的政治特色。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国内政策方面，社会民主党日益强调反对单方面的紧缩政策。在应对严重的危机过程中，紧缩及削减社会福利政策成为欧洲各国政府无奈的选择，也似乎是左右翼主流政党间的一种“共识”。但在社会大众看来，这是一种拯救危机的肇始者、却由民众承受恶果的政策。这无疑使更为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民主党背负了更大的政治包袱。为摆脱这一政治尴尬，社会民主党开始更多地强调反对单方面的紧缩政策。在引人注目的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及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社会党人以高举反紧缩大旗赢得了选举。奥朗德在总统竞选中回应了选民的担忧，紧扣经济问题，强调反对紧缩财政，要求重新谈判“财政契约”，主张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克服危机，承诺引导欧洲重返加速增长和扩大就业的轨道。

在其他一些国家，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也力图在反危机措施方面显示自己的政策特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寻求在税收政策方面推进激进改革，主张通过对高收入阶层增税、恢复财产税以应对债务危机。在英国，针对卡梅伦政府紧缩计划，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紧缩力度过大已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他敦促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放弃普遍的紧缩政策，转而致力于一项全球增长计划。2012年10月20日，伦敦、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同时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米利班德也参加了集会，并在现场讲话中谴责卡梅伦政府给富人免税而要求普通家庭承担更重税负的政策，称联合政府的紧缩政策走得太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次，在欧盟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也强调自己的政策特色。其实，在援救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并避免欧元崩溃和欧盟解体的大方向上，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右翼的主流政党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但在具体政策上有分歧。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欧盟改革机制、尤其是欧元债券问题上持更为激进的立场。

德国默克尔政府反对引入欧元债券，认为它不是解决危机的手段，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发行欧元债券不可避免。围绕于此，2012年两党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论战。一份由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经济学家博芬格和社会民主党重要人物诺姆林联名撰写的意见书，呼吁进行全民公投修改宪法以支持欧元债券。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公开支持这一建议，并警告：如果没有共同的财政和税务支持，欧元将无法维持下去。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那些其政府追随德国立场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则更为强调本国特色。在欧洲问题上，法国社会党一直指责萨科奇追随德国的政策，并强调法国要有自己的特点，为此奥朗德提出要重新谈判欧盟“财政契约”，加入刺激经济增长的条款。他强调，“财政契约”只强调财政纪律，缺少有关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加强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再者，社会民主党重新显示出对传统支持力量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新的转型中，中间化一度是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战略，该战略力图淡化传统左翼政治的阶级政治色彩，突出日趋庞大的中间群体的政治诉求。这一战略虽然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政治复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它所隐含的矛盾是导致社会民主党与其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传统支持队伍间的关系疏离，而新中间群体本身又是多元的非固定的社会群体。

在危机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时期，传统左翼政治的社会支持结构的分化，缺少稳定的支持力量，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遭受政治重挫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显然更为突出传统色彩。反对单方面的紧缩，强调通过加大社会投资和财税改革恢复经济，这些都意在回应社会大众对当前政策的不满，并弥合与一度被疏远的传统支持力量间的裂痕。

围绕社会民主主义长期战略的分歧

不过，对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政策回调并不等同于传统左翼政治方式的回归。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危机以来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乏力后，大政府不再被简单认可。事实上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味简单反对紧缩，而只是强调反对单方面的以削减社会福利的方式的紧缩政策。鉴于目前的欧洲经济形势以及法国的政策态度对欧盟的影响，以高举反紧缩大旗赢得选举的奥朗德在就任后降低了调子，只是强调在“财政契约”中加入经济增长的调控，而放弃了此前降低紧缩要求的主张。英国工党虽然反对卡梅伦现政府的紧缩计划，但也强调有效的社会投资而不是大规模的预算赤字。

在反思危机所暴露出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诸如大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缺失、危机所体现的金融资本的力量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政治智囊们力图通过阐发一种新的社会观念来重新聚集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心。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提出要重新阐发“社会化社会”的真意，并将该理念重新树立为德国乃至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拱顶石。英国工党内部的“蓝色工党”运动也力图赋予工党新的社会责任形象。

但在具体的战略选择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的分歧明显。以英国工党为例。2010年大选失利意味着以布莱尔、布朗为代表的新工党力量受到重挫。在反思工党失利时，人们强调新工党过分强调全球化市场的作用和在政策上的市场化，削弱了工党的基础。但围绕如何改革问题，党内分歧明显。新的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明显带有更为传统的色彩，但在政策选择上，他明显受到多重力量的挤压。2009年后，一个以“蓝色工党”为名的压力集团在工党内部兴起。其倡导人格拉斯曼将之描述为一种保守的社会主义，它将家庭、信仰和工作置于一种新政治的中心，强调互惠、互助和团结，它是对战后工党方式的一种替代。受其影响，米利班德在为一本表述蓝工党立场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更大的社会干预。但此后，现代化改革者即布莱尔主义的追随者在反思新工党的错误的同时也公布一份《紫皮书》，它认为，工党新议程的关键在于促进对削减公共开支的信心，并呼吁结束国家的过分集中和更新公共部门的改革，在具体的议程上强调多元的模式。如果说“蓝色工党”运动的核心是重新建立工党与工人的联系的话，那么《紫皮书》的中心则是重新聚集中间社会力量对工党的支持。显然，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依然处在一个战略选择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