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崛起，其中除南欧地区左翼民粹主义影响突出，其他大部分地区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更为突出。而且近年来，法国、意大利、瑞典、芬兰和荷兰等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实现历史性突破。与此同时，欧洲传统主流政党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疫线”在一些国家相继松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参与甚至主导了右翼联合政府。这些在预示着欧洲政党政治新的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也凸显了伴随这一进程的一个新现象，即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进一步去极化的同时，显示出融入主流政治、或者说寻求制度化的趋向。右翼民粹主义的制度化倾向为欧洲政治带来了新的变数，但这一进程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历史性突破

由于历史的渊源以及自身的反体制和极化形象，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被主流政党和媒体归为“极右翼”。一个时期里，为遏制极右翼的崛起，来自左右翼的欧洲主流政党对其进行联合抵制，包括在选举政治中合作抵制，以及不与极右翼政党在政府组织中合作，以阻止其进入政府。这一政策被称为针对极右翼的“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进入21世纪后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政治中不断有令人惊讶的表现，但从实际政治影响力（包括执政机会、在既有政治体系中的代表性以及对政策的决策影响力）来看，它们依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主要表现为鲜有执政机会，且在既有政治体系中的代表性与其选举动员能力不成比例。

但过去几年，这种状况正在改变。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取得历史性突破，其实际政治作用在显著增强。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继2017年选举后，再次在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进入第二轮，虽然再次失利，但却赢得41.5%的选票，说明民众对其认知在发生改变。而在随后进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获得89个议席（比2017年增加81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2022年的意大利大选中，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成为第一大党，梅洛尼组织领导了右翼联合政府，成为西欧国家首个来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总理。瑞典民主党也在2022年瑞典大选中超越温和党，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同时也是右翼阵营中最大的党。在瑞典民主党的支持下，中右翼三党得以组成联合政府（即克里斯特松政府）。这也是瑞典民主党第一次实际影响政府的组织。其作为右翼联盟最大的党的地位意味着，离开了瑞典民主党的支持，克里斯特松政府几乎难以通过任何重大政策。2023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再次获得突破，在2023年4月芬兰议会选举中，芬兰人党成为仅次于民族联合党的第二大党，并在重重阻力之下加入了民族联合党领袖彼得里·奥尔波领导的联合政府。2023年11月的荷兰大选，基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PVV）也实现历史性突破，成为第一大党，并有望领衔组阁。加上此前已参与右翼联合政府执政的挪威进步党和奥地利自由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欧洲多国实现了执政或参与执政。

除上述直接参与执政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在德国，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政治门槛较高，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长期有限，但德国选择党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该党2013年成立，2017年以12.6%的得票率进入联邦议会并成为第三大党。虽然2021年大选该党得票率（10.3%）和政党位置都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目前它在联邦议院、欧洲议会以及德国16个州议会中的15个州都有代表，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已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并成为其中两个州的第一大党。近两年来，面对朔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不佳表现，德国选择党却隐隐有更进一步的趋势。在2023年7月初的相关民意调查中，该党的支持率超过了德国社民党，仅次于联盟党。在比利时等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虽然受到主流政党的挤压，但长期保持了在国内议会中的稳定地位。一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显露得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如西班牙呼声党和葡萄牙“够了”党。呼声党2019年4月初次进入议会，在当年的11月大选中即成为第三大党，2023年依然保持了该位置。长期因没有极右翼进入议会而被视为欧洲“例外”的葡萄牙，形势也因“够了”党的出现而改变。该党2019年成立，当年即进入议会，并在2022年葡萄牙大选中一跃成为第三大党。

总之，当下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不再只是既有体系的反对力量，而成为了既有体系中多种角色的扮演者。随着其政治地位或角色的改变，这些一度被普遍视为“极端”政治势力的力量的自我定位也在发生改变，一些政党显示出了融入主流政治的趋向。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去极化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崛起与这些政党的自我定位和政治战略调整，即人们所称的“去极化”进程是分不开的。尽管在当今欧洲政治舞台活跃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多是那些被称为“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政治力量，它们的政治立场相对温和，极端色彩不是那么强烈，主要寻求用民粹主义的话语来表达政治和政策诉求，但在主流政党和媒体的描述中，它们依然被归为“极右翼”政治范畴。突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极端性也是主流政党挤压其政治空间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

极化的政治形象以及主流政党的联合挤压严重制约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生存空间，它们或长期被边缘化，或如法国“国民阵线”所显示的代表性与选民支持率严重不成比例。而去极化往往是这类政党摆脱困境的重要前提。所谓的去极化主要指从组织和思想方面摆脱或淡化极端色彩。组织方面的去极化包括摆脱或淡化与极端组织的关系，或将党内极端思想政治人物清除党内领导甚至清除出党。当今活跃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包括吉米·奥克松（Jimmie Akesson）领导下的瑞典民主党、玛丽娜·勒庞领导下的法国“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和梅洛尼领导下的意大利兄弟党都有过类似的组织上的去极化。

思想上的去极化主要是淡化一些极端的民粹主义话语和政治主张，尤其是利用能够与主流价值体系共存的思想意识来包装自己。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话语方式和政策立场调整带有普遍性。

首先，在移民问题上突出民族主义，与极端暴力和种族主义保持距离。反移民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共同的政治主张，一般认为它基于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但人们可以用多种叙事方式来表达这种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即是其中的一种典型叙事方式。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在其早期）在表达其反移民政策主张时，往往使用种族主义的话语来渲染仇外心理。而民族主义的叙事则着重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诠释移民政策，尤其是当移民政策与欧盟联系在一起时。突出移民事务同时剥离或淡化其中的种族主义叙事，以此弱化自己的极端形象，这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去极化的重要体现。由于融入了福利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与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并不融洽，但却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叙事有重叠之处，因而能够吸引那些对变化的世界感到日益不安、也对自由主义的叙事感到不满的保守群体。对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反移民作为其核心政治诉求是难以改变的，但它们可以避免用种族主义的话语来表达这一诉求，突出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即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反移民的问题上有意识地使自己与暴力、法西斯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距离，这是欧洲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的方式。而且，随着对移民的严厉态度成为欧洲各国的一个普遍性政策选择，民众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极化印象也得到了缓和。

其次，在社会观念方面突出（社会）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右翼民粹主义思想体系中存在多重要素，但其权威主义的社会观念却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一观念的核心要点是，人类的生活只有在一个以法律和秩序为中心的秩序良好的社区中才有可能。传统的家庭是和谐、有机社会的最小单元。但自由主义的泛滥导致了传统社会道德的沦丧，右翼民粹主义提倡传统价值观，以对抗其认为正在出现的道德沦丧过程。由此，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主张严厉对待移民和犯罪、强调传统家庭观念，以及反对性少数者权利，而这些观念和主张显然又是与传统保守主义重叠的。传统的强硬保守主义者实际也是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传统保守主义力量的自由主义化的不满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去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出其保守主义的社会观念，强调自己作为保守主义政治代表的意义。瑞典民主党的纲领突出了“社会保守主义”的观念意义，主要聚焦移民、法律和秩序以及老人问题领域，尤其强调经济和家庭政策，强调保持民族国家遗产。①在2022年意大利大选中，梅洛尼竭力将意大利兄弟党宣传为主流保守派，表示捍卫“上帝、国家和家庭”。为缓和人们对意大利兄弟党作为“新法西斯党”或极右翼的恐惧，梅洛尼向外国媒体表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作为欧洲保守和改革党主席，她拥有与英国保守党、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和美国共和党相近的价值观。②在欧洲议会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代表分列在两个党团中，即“身份与民主”党团以及欧洲保守和改革党团，而包括意大利兄弟党、瑞典民主党等在内的大部分属于后者。

最后，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缓和极化的立场，突出“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上述变化相应，在去极化的过程中，奉行实用主义路线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调整了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反欧盟立场的调整。在目睹英国脱欧的艰难历程的同时，欧洲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调整自己的欧盟立场，从明确的脱欧向更为传统的疑欧方向发展。法国“国民阵线”曾经主张法国退出欧元区和申根协定，同时呼吁法国就退出欧盟举行公投。但勒庞在2017年总统决选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其欧盟政策，这促使“国民阵线”缓和立场，放弃了之前的“脱欧”政策。勒庞表示“法国脱欧”（Frexit）并不是她的政策。她主张欧盟内部的改革。③梅洛尼也放弃了以前在欧盟问题上的民粹主义论调，强调意大利要“作为欧洲的主角回归”。她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承认“欧洲和西方的共同命运”，以及坦率对话的重要性。④执政后的梅洛尼政府基本保持了与前几届意大利政府一致的欧洲现实主义立场。

在推进去极化进程以及调整既有的政治和政策立场的同时，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显示出融入主流话语和政治体系的意愿。这首先体现在它们对参与政府以及对联合中右翼政党的积极态度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成功加剧了欧洲政党政治的碎片化，这也导致多数政府的组织越来越困难。在此背景下，面对传统主流政党的警惕甚至敌意，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主动表达与中右翼政党的合作意愿。此外，与上述去极化并行的是，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自己的政治定位作了调整，试图改变自己过去的反体制特征和极化形象，寻求融入既有政治体系并发挥政治作用。除了上述的政策调整外，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也刻意树立自己作为制度参与者的可信的政治形象。

欧洲主流政党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松动

与上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内部变化并行的是，欧洲主流政党针对极右翼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松动。一些中右翼传统主流政党选择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除现在执政的意大利兄弟党和联盟党，2023年芬兰大选中，在左右阵营都没有形成多数的背景下，尽管众多政党拒绝与第二大党的芬兰人党合作，但芬兰人党还是加入了民族联合党领袖彼得里·奥尔波领导的联合政府。在瑞典，面对瑞典民主党的崛起，来自左右翼的主流政党曾就联合限制瑞典民主党的作用、不与其在政府合作而达成协议。但2018年瑞典大选后的温和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实际放弃了不与瑞典民主党进行合作的立场，开始与瑞典民主党接触。2022年瑞典大选中，中右翼三党与瑞典民主党就政府组织达成协议（Tidö Agreement）为后来的三党联合政府（即克里斯特松政府）铺平了道路，瑞典民主党实际成为克里斯特松政府的主要支持力量。在荷兰，既有的政府组织谈判中，几个主要的中右翼政党也已事实上接受了自由党领导组织政府。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主流政党虽保持了在国家层面不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的立场，但其“防疫线”也有所松动。德国选择党和西班牙呼声党在地方都分别参与或支持保守主义政党的联盟。

欧洲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松动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意大利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事实上针对民粹主义的“防疫线”本身就是不完全的，意大利因此也成为欧洲“民粹主义实验室”⑤，各类民粹主义政党都很活跃，作为现右翼联盟核心的三党（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都被归为右翼民粹主义范畴。其二，多数的情形出现在北欧国家，由于左翼阵营（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相对强势，中右翼政党力量更为分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政党结构的冲击更大，碎片化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传统中右翼更容易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出妥协。其三，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来自右翼的保守主义政党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保持了不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的立场，但其党内却存在争议，党的地方组织由于竞争压力而倾向于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但无论如何，这些现象本身显示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去极化的作用开始显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实际成为影响众多欧洲国家左右翼政治平衡的关键力量。

不过，尽管欧洲主流政党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明显松动，但这种松动是在有限范围内的，限制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总体来说，欧洲国家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依然保持了警惕心理，限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制度设计依然在发挥作用。主流政党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疫线”出现上述松动主要体现在右翼政党中，各国的左翼政党依然保持了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不合作立场。而且，即使是在相关国家的右翼阵营中，自由主义政党对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合作也是有所保留的。

除此之外，一些限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作用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依然存在，有些国家甚至在加强。面对一些极右翼组织的活跃，一些国家也不时通过相应的法律来实际限制极右翼政党参与政治的机会。另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流化还受制于欧洲层面的“防疫线”约束。如瑞典中右翼三党与瑞典民主党的合作引发了三党所在欧洲议会党团，包括温和党所在人民党以及自由党所在“革新欧洲”（Renew Europe）的批评。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及其制度化前景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当下以及未来的欧洲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直接影响欧洲左右政治平衡的同时，还会影响欧洲政治趋向。但其实际影响取决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身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其制度化前景。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欧洲左右政治的平衡。近年来，随着欧洲多国社会民主党停止下滑和稳住阵脚，以社会民主党为主要代表的左翼力量有所复苏，欧洲左右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相对平衡，但这是一种建立在碎片化基础上的脆弱平衡。2022年—2023年的欧洲多国选举延续了这一趋势。然而从最后的政府组织结果来看，中右翼联盟依然略占上风。不过仔细分析各国的选举形势可以发现，这显然并不是因为传统的中右翼主流政党的表现更好，而是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表现突出。在2022年—2023年欧洲多国选举中，除希腊外，其他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欧洲多数国家属于多党制，在当下欧洲政党政治的碎片化趋势下，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影响政府组织的政党角色增多且界限模糊，如果除去被传统主流政党视为极化的不合作对象（包括极右和极左），政府组织中简单的传统左右模式往往难以成立。跨左右的模式（如德国、丹麦）也相继在多国出现。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和中右翼政党对之的态度转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事实上成为了影响这些国家左右政治平衡的关键。

第二，与上述趋势相应，欧洲传统中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合流成为现实问题，它将可能导致欧洲政治的进一步保守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去极化及其更进一步的主流化倾向不只拓展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将对欧洲既有的政治生态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为欧洲政治带来新的变数。其中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右翼民粹主义与欧洲中右翼政治合流的问题。由于这些寻求主流化的政党的保守主义定位、其反欧盟倾向的弱化以及移民问题上的灵活态度，它们与右翼保守主义政治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这也是欧洲一些国家中右翼政党放弃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合作立场的重要现实基础。中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流的问题也是目前人们对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这种合流不只体现在两者之间的政治合作上，更体现在两者政治主张的相互吸收方面，这将预示着欧洲政治可能趋向更为保守。当然，这种合流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主流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否如意大利兄弟党所期望的那样，真正成为传统保守主义政党的替代力量。

第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制度化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去极化是欧洲众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种选择，同样的需要也成为其寻求进一步的主流化或制度化的内在动力。但民粹主义既有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诉求与主流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以及欧洲国家制约民粹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都从总体上制约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流化或制度化的进程和空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制度化的主要路径在于寻找作为保守主义政治的替代，但传统的保守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兼容的，而右翼民粹主义的二元世界观却难以与自由主义的观念兼容，因而难以真正摆脱极化的言行。例如，瑞典民主党虽长期推行去极化，但却始终难以消除用极化的语言来进行政治动员的特征。2022年瑞典大选中相关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在近300个表达了右翼极端主义主张的候选人中，绝大多数（214人）来自瑞典民主党。⑥难以剥离其反自由主义话语特色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成为保守主义政治替代力量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在那些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松动的国家，自由主义政党往往是中右翼力量中对这种合作疑虑最大的政党。

此外，受竞争环境的影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去极化也并非确定不移的趋势，至少它存在两个方面的变数。一是会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分裂的影响。反建制本是民粹主义的根本特色，主流化会导致这类政党自身的特色模糊，因而引发内部激进派的不满，后者会寻求用更激进的手段回应去极化。在法国、比利时、芬兰和丹麦，人们都目睹了类似的情形。二是当去极化并不能带来相关政党所追求的选举目标时，相关政党可能会出现重新激进化的选择。例如2015年后的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该党在经历去极化后的选举下滑后，出现了两种派别或其所代表的两种战略并存的形势：一派趋于主流化，而另一派则趋于更加的激进。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去极化本身内含的一种悖论的表达，毕竟右翼民粹主义本身表达的就是一种不同于主流政党的路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Jens Rydgren,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Sweden and Denmark",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②Angela Giuffrida, "Scepticism over Giorgia Meloni's claim 'fascism is history' in Italian far right"，The Guardian, 11 August 2022.

③Marie Jourdain, "How will Russia's war in Ukraine reshape the European Political scene? Look to France", New Atlanticist, April 7. 2022.

④Nathalie Tocci, Leo Goretti, "Giorgia Meloni's Italy and Europe: Ambitions and Realities", Sep 15. 2023.

⑤Cecilia Biancalana, "Italy's multiple populisms facing the Russo-Ukrainian war", in Gilles Ivaldi, Emilia Zankina (Dir.). The Impact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European Center for Populism Studies (ECPS), pp.187-198.

⑥Leila Nezirevic, "Nearly 300 right-wing extremist candidates running for office in Swedish 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