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源供应版图演变及绿色转型隐忧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识码】A

欧洲能源供应演变回顾

能源是驱动工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正常运转的基石。欧洲共有45个国家，其中能源消费总量排名前12的国家（德国、土耳其、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波兰、荷兰、瑞典、芬兰、比利时、挪威）消费了欧洲约92%的能源，能源消费集中度较高，能源供应结构具有一定代表性。以欧盟为例，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欧盟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约为35%，占据首要地位，天然气消费占比约为24%，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占比近六成，其余可再生能源占比17%，核能占比13%，煤炭占比11%。欧洲主要国家德国、法国、瑞士仍然以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主，消费占比超50%。虽然近年来，欧洲国家在核能、水电等能源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从中短期来看，欧洲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实际上，欧盟早在1990年就已经实现了整体碳达峰目标，此后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开始下降，2014年后趋势发生逆转并小幅增加，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有效遏制了碳增长势头。截至2020年，欧盟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至25.51亿吨，比1990年峰值时期减排约32.05%。达成这一成就的关键在于欧洲进行了三次成功的天然气改革，实现了如今欧洲天然气消费占能源总消费四分之一的目标，然而其弊端是高度依赖外部进口，欧盟在其中尤为突出。欧盟天然气进口量占全欧洲进口总量近70%，2021年欧盟天然气进口中793亿立方米为LNG（占比23%），2698亿立方米为管道气（占比77%）。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42%，其中90%通过天然气管道出口至欧盟。显然，俄罗斯天然气对于欧洲能源供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天然气外，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洲地区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依赖水平接近三分之一，煤炭进口依赖程度超过一半。当然，这一供需关系其实是双向的，鉴于运输等成本考量，欧洲向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客观地说，虽然欧洲的能源供应长期处于高度依赖进口的状态，但鉴于俄罗斯庞大的石化能源储备和地理优势，欧洲的能源供需实际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是欧洲最大的能源供应商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断了输往欧洲的能源供应，这一人为因素造成的能源短缺，毫无疑问给欧洲的企业和居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天然气陆路管道向欧洲的运输量骤减，2022年9月北溪1号管道的破裂更是直接导致欧洲地区进一步陷入能源危机之中。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已不断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开始加速LNG（液化天然气）进口，但北溪管道的输气中断仍然在短期内给欧洲能源价格造成了巨大冲击。2021年北溪1号运输量为592亿立方米，占欧盟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总量的近40%，自2022年9月1日起，运输量为零。由此造成的管道天然气缺口需由LNG进口来补充。而作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期最大的“政治遗产”——北溪2号管道，从建设到验收均受到美方多次阻挠，部分参与项目建设的欧洲公司甚至遭受无端制裁。尽管如此，北溪2号管道项目依然突破重重障碍，艰难推进，但是该项目完成度将无限期停留在99%。这条规划、建设历时十年之久，投资超过95亿欧元的海底管道至今未能向欧洲输入天然气。

在2022年入冬之前，欧洲各国基本上达成了默契，即短期内与俄罗斯天然气完全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欧洲各国为应对天然气短缺问题仍然使出浑身解数，仅2022年，欧盟从卡塔尔、美国、埃及和西非等国新增500亿立方米LNG进口，另外从阿塞拜疆、阿尔及利亚和挪威等国家新增100亿立方米LNG进口，累计可替代40%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扫货”，欧洲多国甚至在2022年入冬前将本国天然气储气罐储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欧洲部分国家花费超过当期平均市场价五倍乃至十倍的价格，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了居民的用电需求，但是天然气价格的过分上涨，企业用能成本上涨，直接导致欧洲一些企业难以为继，被迫关停甚至倒闭，部分产业被迫转移、搬迁至东亚、北美和其它地区。

能源之困：欧洲正在陷入“能源不可能三角”困局

既然石化能源购买战略已经明确，摆在欧洲领导人面前的问题就是从何处找到俄罗斯石化能源的替代品？本文将从供给缺口、成本上升、能源分布等角度分析能源供需替代是否会影响欧洲的碳中和计划。

以天然气为例，预计欧洲在全面暂停俄罗斯天然气输入后，将会面临每年1500亿立方米的缺口。显然，短期内欧洲庞大的天然气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对此，欧盟委员会已经批准在未来5—10年内提升5%的煤炭使用量，并出售200亿欧元的剩余碳排放许可证，这意味着将允许多排放2.5亿吨的二氧化碳。2022年全球煤炭产量增长5.4%，其中欧洲增长6%，欧洲燃煤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18%，中断了自2012年以来的下降趋势。

由陆路管道运输转为LNG海上运输，短期内需要大规模的能源基建和投资。目前，LNG运输船订单呈爆炸式增长，全球LNG运输船的订单已经排产至2025年，欧洲各国仅在LNG运输船一项就需要新投入约250亿欧元。在欧洲转为购买LNG后，新的供给问题又摆在了欧洲各国领导人面前，欧盟内部国家间天然气接收能力差异较大，且国家间运输存在技术瓶颈、季节性需求、系统维护等因素，并非所有管线都能连接到中欧。根据欧洲著名研究机构布鲁盖尔研究所2022年统计，欧洲现有1870亿立方米LNG进口能力，而2021年实际进口仅720亿立方米，闲置运能1150亿立方米，占比超60%。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大的LNG港口，占欧盟超35%的LNG进口能力，但由于西班牙天然气管道连接较差，无法进一步将LNG转移至邻国法国。考虑到重新建设LNG接收站的审批流程、耗资耗时等，LNG接收站难以在短期内建成。

此外，需要在德国、法国等国家建设大量LNG港口和全新的天然气分拨管道，预计花费超过750亿欧元。此举遭到欧洲多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会进一步提升。有分析机构指出，超过千亿欧元的LNG采购和基建项目，花费可能大于实际购买的天然气成本。2022年7月5日德国通过修改法律草案，撤销2035年实现100%绿电的目标，重启原本淘汰的燃煤电厂，燃煤和燃油发电机组得以重返德国市场，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淘汰燃煤能源工厂后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2年欧盟LNG进口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为9473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3886万吨，同比大幅度增长65%。同年，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LNG出口国，占欧洲天然气进口的41%。

截至2022年，新能源已成为欧洲第一大电力来源，但是这一供应并不稳定，尤其是在2022年遭遇夏季极端高温干旱的情况下，高温引发连锁反应，多国被迫再次启用石化能源发电站。在2022年，欧洲约47%的地区面临干旱风险，另有17%的地区处于更严重的警报状态。水电方面，由于欧洲湖泊和水库的夏季蒸发量加大，水位下降。以意大利为例，水电占该国总电力产量的15%，但该国过去一年水电产量骤减40%，意大利被迫转向利用天然气发电。核电方面，核能发电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反应堆，如果河水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只能停止给核反应堆降温。法国56座核反应堆中，有一半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加剧了法国的电力紧张。

欧洲目前并未放弃碳中和目标，但是部分国家采取将碳中和目标推迟的战略。例如，丹麦宣布推迟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并在2050年达成碳中和计划；奥地利、荷兰、法国等国家陆续宣布重启燃煤发电或推迟退煤进程，并将碳中和目标延迟。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欧洲国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暂时妥协，同时依然保留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政策。

当我们回顾历史，能源问题对于推动欧盟形成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能源转型仍是欧盟合作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各国利益诉求不同，欧盟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的政策决策中，往往难以达成其偏好性的一致选择，尤其是欧盟中的一些中东欧国家，鉴于自身的经济、政治和自然资源状况，在能源发展等问题上有着独特的态度和立场，对欧盟整体的政策推行形成一定的牵制，也给欧洲的碳中和目标带来冲击。

2022年是欧洲能源危机最严重的一年，欧洲通过支付天价能源账单的方式艰难地熬过了一年，而这一成本最终将通过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的商品价格上涨传导给欧洲居民。欧洲正在陷入一个“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困局：供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友好——能源转型，价格低廉——能源经济，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满足，需要在不同形势下排序和取舍，欧洲的政策从“气候安全”转向了“能源安全”。

能源困境或重塑欧洲能源格局

欧洲在如此能源困境之下，依然坚持较为激进的绿色能源转型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本轮能源困境将会加速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重塑欧洲能源格局。

2014年10月，欧洲理事会通过《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初步确定欧盟2030年气候和能源发展目标，即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降低40%，将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增至27%，将能源效率提高27%。该方案在2007年的“20—20—20”一揽子目标基础上又有较大的提高。

2021年7月14日，欧盟正式公布绿色经济法案，提出了包括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在内的12项更为积极的系列举措，承诺欧洲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将减少55%，并取名“Fit for 55”计划。31年时间，欧洲将自己的减排目标从1990年碳达峰时的20%提高至55%，这一法案的提出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关注。具体来看，“Fit for 55”计划包括进一步扩大欧盟碳交易体系，完善“碳边境调整机制”，2035年禁售燃油车，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至40%，实施能源税赋改革，2030年前在欧洲种植30亿棵树木，设立社会基金补助改善家户能源效率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除碳减排目标以外，欧洲理事会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也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方案。在2022年5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REPowerEU”能源计划细节，目标直指“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和“快速推进能源转型”。欧盟计划从节约能源、能源供应多样化、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三方面着手，取代家庭、工业和发电领域的化石燃料，力争在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达45%。

其中，欧盟太阳能战略（EU Solar Energy Strategy）作为REPowerEU计划的一部分，希望到2025年拥有超过320GW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比2020年增加一倍以上，到2030年达到600GW。欧盟希望通过此计划，使新增光伏的产能在2027年时抵消每年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耗量。IEA-PVPS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欧洲地区累计光伏装机178.7GW，2021年新增装机26.8GW，为达到新的目标，欧洲地区2022—2030年年均新增装机需达到46.8GW。

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必然会加速欧洲推进碳减排和提升能源效率的进程，仅在冲突爆发不到一个月时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向媒体暗示欧盟将会摆脱对俄罗斯石化燃料的依赖。为何欧洲在面临如此严重的能源危机时，依然可以保持既定绿色转型计划，甚至加速这一进程？因为欧洲在面临能源短缺困境时，可以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依赖工业化时代积累的专利技术，依然可以保障欧洲人民的高质量社会福利。

短期内，欧洲应对能源危机的方案主要是“开源节流”。“开源”顾名思义，即由欧洲理事会领导人和各国政府首脑出面，通过外交方式扩展能源进口渠道。在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的情况下，欧洲领导人甚至需要亲自飞往能源供应国以确保本国能源供给缺口得以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亲往阿塞拜疆访问，希望对方能增加对欧供气量；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来访的阿联酋总统洽谈能源合作，两国石油巨头签署合作协议。阿尔及利亚称，将与美、法、意三国能源公司签署总额40亿美元的协议，以便向意大利输气。而作为欧洲头号工业大国的德国，早在以上领导人敲定协议之前就已经先行一步，与卡塔尔敲定建立长期能源伙伴关系。同时，德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加速发展，希望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在居民消费端倡导“节流”，各国提出了多种呼吁民众节约天然气消费的建议。例如，作为法国地标建筑的埃菲尔铁塔需要提前关灯。部分建议已经超出民众可接受范围，例如，荷兰呼吁居民洗澡不要超过5分钟，德国要求公共建筑冬季供暖室温不超过19摄氏度……当然，任何呼吁政策都不及高昂的能源消费账单有效，一些欧洲国家爆发了居民不满能源价格飞涨导致的游行示威活动。以上“开源节流”方案在短期内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是未能从根源上能源供需问题。

欧洲能源绿色转型的隐忧

尽管欧洲一直走在能源绿色转型的前列，并在近期愈加频繁地推出合作方案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能源危机，但是欧洲的绿色转型之路依然忧患重重。

第一届北海峰会于2022年11月召开，当时参会的四个国家：德国、丹麦、比利时和荷兰约定，在2050年将其海上总发电容量翻两番，至少达到150GW。仅在短短半年后，第二届北海峰会又吸引了法国、爱尔兰、挪威、卢森堡和英国加入，九国领导人在峰会后联合宣布，将在2030年提高其海上发电容量至120GW，到2050年至少达到300GW。这可能又是一项过于激进的能源战略。

对于如何进行能源转型，欧盟成员国内部一直存在分歧。法德两国在是否发展核能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欧盟委员会推出的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提案也曾因德国反对而受阻。例如，欧盟理事会2023年3月批准一项法规，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作为欧洲最大的轿车出口国的德国显然无法同意该方案，在德国要求下，使用碳中性燃料的新的燃油车有望在2035年后继续销售。欧洲内部因用能结构不平衡造成的分歧和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在各国政府各自为本国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欧洲注定将会面临困难重重的绿色转型之路。

第一，高成本是阻碍欧洲能源绿色转型的第一大障碍。转向绿色能源需要大规模投资，包括建设可再生能源设施、升级电网和能源储存系统等。这些成本对国家和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为了使欧洲企业可以保持相对较低的电力成本，欧洲各国提出了多种产业补贴方案。依照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有关规定，各成员国根据国情制定了本国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和支持政策，其中绝大多数支持政策集中在发电行业，包括上网电价、溢价补贴、差价合约、绿色证书等。

德国自2012年全面引入溢价补贴机制。将可再生能源按照电力市场规则与其他电源无差别竞价上网，同时由政府为上网可再生能源提供溢价补贴。这种机制的设计，一方面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利用其低边际成本的价格优势实现优先消纳；另一方面，由于电力市场零电价和负电价的引入，电力市场供需平衡信息能够及时传导，避免了可再生能源的过度投资。

英国从2017年起开始实施差价合约机制。其核心是可再生能源按照电力市场规则进入电力市场，由专门政府机构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低于政府指导价签订长期合同。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市场平均电价低于合同价，则向发电企业予以补贴至合同价，反之须返还高出部分。差价合约机制采用招标确定合同电价的方式，通过合约既保证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合理收益，又避免了对可再生能源的过度激励。

机制设计固然值得各国学习借鉴，但是在2013—2018年间，欧盟工业部门碳排放量仅减少了0.3%，而主要碳排放下降来自电力部门。电力部门碳排放的下降并不能归功于欧洲碳排放交易市场，而主要是因为欧洲可再生能源的相关部署和支持政策。但在工业部门，远不足以激励有关公司开发更加清洁的生产工艺，现有生产工艺仍以能源密集型为主。

第二，经过2022年夏季极端高温干旱，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再次遭受质疑。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的产生受天气条件的限制，不稳定的能源供应可能影响到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发展可持续的能源储存技术和灵活的能源管理系统。

参与北海峰会的企业也代表行业发布了一份宣言，其中提到，想要实现风电目标，电网和港口需要大量的投资进行建设。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欧洲需要每年将电网投资增加一倍，并将90亿欧元用于港口的现代化基建升级。此外，行业协会WindEurope首席政策官Pierre Tardieu表示，相当多的资金流向创新领域，但对现有产能进行投资以实现升级也是必要的。目前，欧盟在风力涡轮机、电缆等部件上的生产并不足以支持风电目标的实现。行业宣言中还强调，各国政府必须支持风电行业的劳动力建设，到2030年，欧洲的海上风电劳动力需要从目前的8万人增加到25万人，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改变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政策需要尽快拟定、实施。

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决策层的主流观点并未抱怨过度依赖清洁能源是问题之所在，但是这依然无法掩盖社会舆论对可再生能源稳定性的质疑声浪。

第三，来自传统能源利益相关者的阻力。传统能源行业和利益相关者可能对绿色能源转型表示抵制，因为绿色能源转型可能对他们的盈利能力和利益造成威胁。这种阻力可能包括政治干预、法律限制和公众舆论压力。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煤炭公司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这些公司和集团通常拥有庞大的财政和政治资源，可以通过游说、宣传和其他手段来影响政策制定和公众舆论。

尽管在冬季过后，欧洲能源价格有所下跌，但价格压力不断向消费端传导。2023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6.1%，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核心通胀率则继续上升。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

第四，过于激进的绿色转型法案将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内部的脆弱性。西方全方位的制裁的确能削弱俄罗斯能源贸易，但却无法形成“实际伤害”，俄欧能源贸易仍在继续，欧洲的能源政策则逐渐偏离“供给稳定、廉价、去碳化”的目标。欧洲国家追随美国的能源政策，既不符合其经济利益，也不符合“能源自主”战略。欧洲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受能源短缺严重影响带来的怨气积累必将反映在欧洲政治生活中，这将增大欧洲国家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

欧盟相对世界大部分国家更加有气候雄心的政策目标，但并未获得更加广泛的民意支持。虽然欧盟在气候决策过程中难以避免地掺杂了地缘政治考量，但难掩其对全球公共利益维护的理想主义色彩。展望未来，包括中国与欧盟在内的有关各方如何进一步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并凝聚相关领域的全球共识，是《巴黎协定》目标能否实现、全球气候治理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条件。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应用经济系/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冯玉军、张锐：《乌克兰危机下国际能源供应链断裂重组及其战略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3期。

②董一凡、申青青：《从能源转型角度探析欧盟能源发展前景》，《国际石油经济》，2023年第4期。

③孙倩、薛进军：《全球价值链风险、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