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3）

《中国经济周刊》：《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最大遗产是改革开放，包括政治改革。你如何看待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

季明：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一直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兴衰的大问题，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开拓了一条基本成型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划了宏伟蓝图。

1980年，邓小平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

1986年6月10日，他说：“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同年9月至11月，他在同有关人士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四次谈话中，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目标系统完善地表述出来，规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蓝图。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邓小平设计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及内容的框架内进行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又在不断地丰富、充实、发展。在空前伟大的改革实践过程中，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会更加完善和成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国家学说，必将给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以无可替代的理论指导，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