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代特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收入。当前，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不失时机地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此作为启动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收入分配的失衡缘于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战略，激活了中国人灵魂深处发家致富的欲望，敢于冒险者纷纷下海。先富起来的人群中，一部分通过辛勤劳动、知识技术创新应用、经营管理等方式致富；另一部分人群，则依靠当时法律、制度和政策管理方面的不完善，积累了财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我党一直把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执政党奋斗的根本目标，基于时代的条件所限，改革初期选择的现实路径却是让一部分地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由于发展路径的依赖和决策转变的滞后等原因，出现了“城与乡”、“东部与西部”、“强与弱”的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关系失衡和收入分配关系失衡。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1：1，高于国际上城乡收入比2倍的最高标准。更需要注意的是，国民财富的分布差距偏大，财富向某些行业、群体、领域等的集中趋势，不仅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难度加大，且可能对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形成阻碍。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社会和谐”的关键路径。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内在的根本原则，协调各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和谐”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消除利益分歧，凝聚改革共识。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现实相对应，近年来，国民财富的分布显现出“财富集中趋势”，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贫困线的标准，即每人每天消费不低于2美元计算，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为2.35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5%。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74，高于国际0.4的警戒线，说明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应及时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民生本位”的集中体现。深化改革不能离开“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坚持“民生本位”。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民生为本，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反映，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集中体现，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十八大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创新，以民生为本，最终要体现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实现和保障上。针对居民收入分配中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情况，以上着力深化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把改善民生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框架，以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突出问题。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作为考核官员行政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决定性指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相应的政策跟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质量增长”的现实选择。经济的“质量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民生本位的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率，GDP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然而，我们主要采取了“以量取胜”的办法。据统计，在全球500种基本的商品中，有220种左右的商品产量全球第一，有170种产品销量世界第一。但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却与“中国制造”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名头极不相称。在2011年，全球100家创新企业排名中，无一中国企业入选，而美国有45家企业，日本25家企业，就连韩国也有7家企业名列榜上。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我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总体上是以拼资源、拼劳动力等为手段，以高污染、高成本、高消耗等为生产方式，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健康为代价。目前，“以量取胜”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质量增长”。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只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经济成果为广大民众共享，调动全社会参与改革和建设的热情，凝聚改革共识，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