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与中国：国际战略领域的常青树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是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战略家。1923年，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费尔特市。15岁时，为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基辛格随父母移居美国。但他并没有因此躲过随即燃起的欧洲战火。在二战继续蔓延及美国最终参战的形势下，基辛格于1943年入伍并于次年被派往欧洲战场，担任德语翻译和参谋等职。这一段军旅生涯对基辛格影响巨大，他开始对国际关系、尤其是欧洲国家间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并于此后在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执教和从事政策咨询期间，继续对欧洲均势和核武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如果说至此基辛格的战略思考和研究尚停留在学术层面，那么从1969年开始，基辛格历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以及福特政府国务卿等外交要职，则促使其完成了从学者到战略缔造者和实践者的转变。在任期间，他推崇均势外交战略，直接推动了上世纪70年代美苏战略缓和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并因成功促成越南和平谈判和结束越南战争而于1973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卸任之后，基辛格一直积极活跃在学术界和政策咨询界，曾执教于乔治城大学，担任过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还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并先后完成《白宫岁月》、《大外交》等多部国际问题著述，凭借其精准的战略判断能力和独到的战略眼光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发挥了重要影响。直至今日，他仍旧通过发表演讲、评论和出版论文、著作等方式为学术界和政策界输送观点和建议，其对中美关系的历史贡献和高度关注也促使其成为中美两国不断沟通的桥梁。

基辛格作为当代美国首屈一指的战略人物，其战略思想及实践的精髓集中体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奉行的均势战略与缓和战略。均势是指国际关系中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实力对比大体平衡的一种权力分配状态。基辛格一贯崇尚均势思想，坚信均势是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防止争霸战争的有效途径，他在充分研究早期欧洲均势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冷战形势下各大国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旨在有效缓解美国外交困局的均势战略构想。

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面临的外交形势可谓四面楚歌。一方面，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民众反战情绪不断上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弱于二战结束初期；另一方面，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全球范围内加剧战略扩张，尤其在第三世界加强与美争夺，对美国形成的战略压力全面上升。面对苏攻美守的不利局面，基辛格在准确判断战略形势的基础上，为美国外交开出了均势的战略处方。他认为，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格局已经由两极转变为多极，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成为重要的力量中心。美国应以自身实力为基点，联合并依靠盟友和伙伴，与苏联展开谈判和合作，在规避与苏联冲突的同时，实现对苏缓和，以建立并维持一种稳定、平衡的均势秩序。

为实现从越南的“体面撤退”，基辛格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中苏关系。他认为，在珍宝岛战争爆发、中苏关系陷入冰点的形势下，美国应掌握时机，建立并利用对美国有利的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在基辛格精心的战略谋划下，美国利用多条渠道向中国传递信息，寻求与中国接近，试图利用中国联合美国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迫切需求，换取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帮助；同时利用苏联对中美接近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战略优势的顾虑迫其对美妥协，获取苏联在越南问题以及军控谈判上的让步。事实上，基辛格预期的这些战略效果一一实现。在他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期间，美中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苏签订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导条约》，美国也开始了从越南的撤军。这些战略举措在确保美国处于战略三角中最有利一端的同时，也有利于均势格局及稳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

冷战结束后，面对一个以“碎片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基辛格仍然将均势作为美国首要的外交战略选择。他认为，冷战后，虽然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已经不能完全主宰世界，并非处于真正的“单极时刻”。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都将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强权国家。在这种国际格局中，美国仍需致力于构建欧亚大陆的均势秩序，以此来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

不难发现，在基辛格的战略棋局中，中国始终是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大国。上世纪70年代的中美接近，使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战略棋手进入基辛格的视野；而基辛格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经历也为其此后进一步认识中国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其《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从历史、文化、战略思维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详细论述和透彻分析，该书成为其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者。

基辛格充分肯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就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已彻底走出闭关自守的状况，完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并阻止了全球经济下滑，避免世界陷入更加糟糕的经济衰退。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基辛格保持乐观。他表示自己对中国在过去30多年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感触至深”，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他认同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认为他们经历过中国的动荡岁月，因而在面对当前各种挑战时更加坚强。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取向，基辛格表示理解。他称自己对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体现出的和平友好的外交基调印象深刻。他指出，如何平衡外交政策和不断变化的国内形势，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挑战。中国总体是和善的国家，很少用军事手段来影响周边国家，而倾向于通过传播自身文化，以自身的能力来接纳周边国家。当然，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避免要面对许多国家的担心和疑虑。中国应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不是威胁，而是世界各国的机遇。

基辛格高度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强调中美要避免冷战。他表示，中美合作关系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政府在处理美中关系时应超越日常的纷争，站在更高的角度，面向未来，继续加强高层之间的协商及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寻找双方可以合作的项目。中美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变成“零和游戏”。他警告说，美、中合作面临的真正挑战有两个：一是追求“遏制”，即冷战时代美国钳制苏联发展的“遏制”；二是追求“独霸”，即认为一方可以控制主宰某一地区的理念。这两者都会带来“外交噩梦”，会给美中合作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中美两国一旦出现冷战，那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内，两岸将会陷入发展停滞状态。

为防止出现这一不利局面，基辛格呼吁中美共同构建“太平洋共同体”。在该共同体中，中美可以通过“共同进化”的方式，彼此追求实现各自的对内使命，同时尽可能合作，随时调整外交关系以减少冲突，不去围堵抑或排挤对方，而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同时，其他东亚各国如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亚等，可以在这个共同体中合作互助，而不是要在中美“两极”之间选边站队。他认为，中美两国都不应过度解读对方，而应该以“调和之法”，通过对话方式解决彼此间存在的问题，充分照顾对方的关切，并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充实和深化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