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模式的转变要跟得上时代步伐

“反腐败”无疑是本次“两会”的一个热点。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解读未来5年的立法重点是，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立法时间表的推出让这个热点拥有了一个好的制度预期。

反腐立法时间表的推出表明，我国反腐模式正从传统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我国反腐策略正从零散型的应急反腐向整体型的系统反腐转化，我国反腐将更加重视法制和制度的重要性。这些转化，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前瞻性战略选择。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必须是正义的、民主的和法治的体系。

从党的十四大至今，是廉政逐步法治化发展时期。在此阶段，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反腐倡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腐败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五大以后，反腐倡廉方略转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党的十六大以后，反腐倡廉方略进一步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面发展；党的十七大以来，反腐倡廉方略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与此相适应，廉政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即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实现以法导廉、依法治腐、依法防腐。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廉政法律制定数量最多和政策质量最高的时期，我国在中观层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廉政法制体系。

客观地说，当前廉政法制建设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立法主要处于政策规定层面，原则性强于权威性;各项具体法制之间缺乏关联性，有些法制缺乏配套措施和程序性规定，操作性有限；法制规范性不足，一些规定无章可循，存在执行盲区；个别工作领域的法制执行过程仍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现象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国仍缺乏一个国家反腐败总法，难以对我国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基本内容、管理机构、职责权限、责任追究、法律衔接及适用原则做出明确规定。

当前，要根据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廉政法制建设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类法制、违纪惩戒法制、纪检监察工作程序类法制，形成一个类别较为完备、功能较为全面的廉政法律体系。另外，要注意解决廉政立法的统一性问题，对我国现有的廉政法制和党内法规进行清理，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要予以废止，对过时的要进行修订和补充，逐步形成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预防性廉政法制体系，比如尽快制定《公务员伦理法》、《防止利益冲突法》及《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把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从政要求法制化。

如果说反腐立法体系的构想属于廉政顶层设计问题，那么反腐立法时间表的确立则属于廉政顶层设计的实施问题。正因为此，反腐立法时间表的实施肯定会比提出更为艰辛。反腐立法时间表的实施，需要克服三方面的阻力：一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影响，这是思想阻力；二是部门利益的牵制，这是利益阻力；三是权贵阶层的抵制，这是政治阻力，也是当前最大的阻力。能不能克服这三个方面的阻力，直接关系到反腐立法时间表实施的成败与否。可以说，反腐败工作不能局限于廉政领域，反腐立法时间表的实施也不能局限于立法领域，仅仅依靠立法机关的力量，就立法谈立法，是难以实现反腐立法时间表的预定目标的。反腐立法时间表的最终实施需要科学设计和宏观协调，更需要政治保证和社会参与。

法治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只是法治反腐的基础性内容，国家层面出台专门反腐败法，所重点解决的是反腐的法制框架和依据。在立法的基础上，还有两方面的内容不容忽视，一是相关反腐败法律的配套措施，要根据立法原则和要求，对相关反腐败法律的核心内容加以细化，建立健全其保障机制、司法程序和问责程序；二是相关反腐败法律的执行机制。“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要提升相关反腐败法律的权威性，形成尊重法律的社会氛围;要保证相关反腐败法律的强制性，违法必究，形成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法治精神的认同和法治反腐观念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比法律本身的制定显得更为重要和长效。反腐败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认同法治精神，即认同其所蕴含的民主权利、权力制约和公平正义，让这些基本价值成为反腐败及其立法的本质追求。提倡依法治国，必须把法治反腐融入国家治理过程，依靠法制手段解决腐败问题。反腐立法时间表的推进，不仅应该表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出台，也应该表现为法治精神逐渐传播和法治反腐观念日渐确立的过程。

反腐立法时间表，代表了一个政府承诺，也体现了一种民意尊重，更表达了一种政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