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李克强总理的改革方法论（2）

三大方法论

十八大会议闭幕后的第6天，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上，李克强提出的“改革红利论”，被外界认为是深化改革的动员令，一度引发热议。但在了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资深人士看来，更重要的是，能从此次会议中管窥出李克强的改革方法论。

在谈到改革方法时，李克强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我国国情复杂，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这是一种好做法。李克强鼓励11个已获国务院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要继续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推动新型工业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财税金融体系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当好改革实验的“侦察兵”、“先遣队”，为改革攻坚提供新鲜经验和实践标杆。

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李克强强调说，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而这个改革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李克强表示，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改革阻力，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城镇化总抓手

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的总理，面对种种矛盾与困难，李克强的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选择一个总抓手作为推进全面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其近年来对城镇化的论述来看，李克强事实上已将城镇化定位为当前各项经济发展事业的总抓手。实际上，李克强早在其博士毕业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已开始思考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李克强在讲话时指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他再一次重申他之前一贯的观点——“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李克强说，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倍左右，人均消费也是农村居民的3.1倍左右。如果一个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至少将扩大到3倍以上。

因此，从需求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而从供给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李克强表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随后，李克强还在其他场合进一步论述城镇化问题。他在一次会议时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除了应“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外，还应“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努力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

在这之后，“新型城镇化”渐成舆论追捧的又一个改革热词，并最终出现于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官方表述中。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中国未来城镇化路径抉择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发现，十八大报告中实际上已经暗含着对城镇化“新型”道路的指引，即：在坚持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注重“信息化融合”和“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集约、智能、低碳、绿色”八个字，被普遍解读成对新型城镇化“新”的释义。在李克强看来，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必然要触及一系列重大改革课题。比如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资源环境的制约因素，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都要“深入研究”。因此，只有把城镇化的“潜力”，与改革的“红利”结合起来，才能将当前的各项改革统筹起来，最终释放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的新型城镇化主张，显然已突破了传统的改革思维定式。而自十八大至今，“改革”已经首次超越“增长”，成为新一届领导层部署未来经济工作时的首要侧重点。李克强在重要场合多次表达“改革”决心，表明他面对新环境、新课题开创新局面的想法。李克强正式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革新”将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