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观上的“仁、义、礼”（3）

四、以“礼”促进新型大国关系

一国的自由与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自由”这个理念源于人的自然属性。需要自由是动物的本能，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也不例外。人的这种天然需求成为自由的合法性基础。这如同人的生存欲成为生存权的合法性基础一样。然而，由于人类是靠群体生存的，因此人类又需要社会秩序。于是，国家自由与国际秩序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矛盾。当每个国家具有绝对的自由时，国际社会就没了秩序，暴力就会肆虐。于是如何维持国家的自由与国际社会的秩序两者间的平衡就成了重大政治问题。

“礼”是因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礼虽然是形式，但它比法具有更广泛维持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平衡的作用。法律是通过对违法行为的事后惩罚来威慑人的极端自由行为，而礼则由社会道德习俗事先约束人的行为方式。而且，礼比法对人的行为有更广泛的约束作用，在许多不能以法管辖的领域，礼都具有行为约束力。例如，法律保护言论自由，却无法约束谩骂，而礼则可使人不说脏话。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发全球反美浪潮和许多暴力冲突，对于国际社会开始讨论言论自由是否允许诋毁和侮辱他人信誉的问题。无论人们有什么不同看法，事实是无文明约束的自由是必然引发暴力冲突的。礼使人行为文明，也因此增加了人的生命意义。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人是唯一追求生命意义的。这也是为何在汉语中，极端不文明行为的人被说成“不是人”或“畜牲”。

“文明”是比“自由”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人类生命意义的价值观。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在于追求自由，而在于追求文明的自由。只讲自由而不讲文明的结果将是人类社会向动物世界的倒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而其他动物则永远停留在没有文明的水平上。荀子说：“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这是说，禽兽有父子关系，但它们没有父子亲情，它们都有雌雄之分，但却没有男女之别，因此人的道义在于能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比如，人与动物都有排泄的自由，但文明使人不随地大小便。东西方文明的具体礼仪有所不同，但讲礼仪则是普世性的。礼仪是公共文明的一部分，在“礼”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文明”价值观是可以超越“自由”这个价值观的。

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后他在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时说：“大国关系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历史上世界中心转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这不过是国际社会不文明的一种表现。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其核心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应以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方式进行。不仅防止中美之间不发生直接的战争，而且应避免代理人战争。冷战时期，核威慑避免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但却未能避免代理人战争。

冷战后出现的两个新因素使得中美战略竞争避免代理人战争有了可能。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市场，所有国家都可通过经济交换手段直接获取自然资源。二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创新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使得中美战略竞争的目标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创新能力。以增强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战略竞争，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历史创举，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要实现和平竞争，就需要以文明规范为前提。中美以文明的方式规范两国的战略竞争，就有可能使这种战略竞争产生良性效果。

五、“道义”价值观的实践需求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政治软实力在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政治软实力的增强，有助于大幅提升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助于减少国际体系压力。在中国加速崛起的时期，研究价值观对提升软实力方面的作用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任何传统的价值体系都不可能永远适用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时代。我们不应原封不动地依据古代关于“仁”、“义”、“礼”的定义来指导我们的崛起政策，但是借鉴其优秀成分，将其现代化，并创造出超越美国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则是可能的而且是个有意义的。以仁、义、礼三个概念为基础，结合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创造出由公平、正义、文明三要素构成的道义价值观也是有可能的。

以公平、正义和文明三要素构成的道义价值观，具有较强的普世性。首先，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并不对立，而是包含与超越的关系。其次，这三个概念与任何宗教文明都不发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宗教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表和保护者，因此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个概念对宗教信众是有吸引力的。第三，这三个概念在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许多实践基础。例如，发达国家承担每年拿出0.7%的GDP援助发展中国家是公平原则的规范，不承认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体现了正义原则的规范，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则是文明原则的规范。

任何一种价值观能成为世界上的主流，都是以倡导国自我践行该价值观为前提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之所以在国际上流行，这与美国的国内实践是直接相关的。在提出建立公平正义国际规范的同时，习近平同志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损害人民的利益。”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同时用于指导我国的内政和外交，这就使得我国提倡的国际规范与国内践行的社会规范一致起来，这也为我国在国际上建设公平正义的国际规范奠定了国内基础。致富光荣是一种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把财富量作为光荣与否的社会标准，这与世界上任何传统文明的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价值观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和谐世界的观念也没有一致性。当中国将公平、正义、文明作为一个成体系的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内外政策时，这不仅避免了内外政策价值观基础的不同，同时可有效增强我国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