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

要想更好地理解东亚地区民主的本质，我们必须理解该地区权威政府的本质，这是一个发展模式问题。东亚地区的民主不能以非洲或中东的权威政权为衡量标准，而应该与中国作一番比较。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东亚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对该地区民主发展来说既有好处，也是挑战。

在各自的早期历史上，东亚的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日本和韩国都发展成为质量较高、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发展出与之对抗的法律与问责等制度之前的几百年间，他们早已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认同。正如我在《政治秩序诸起源》一书中所言，按照韦伯的标准（客观的增补机制、精英型管理体制、统一的行政管理等），中国是第一个发展成现代国家的社会，时间始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

现代自由民主制包括三套制度，即国家、法治和责任机制。国家集中并使用权力强制执行其意志，法治和责任机制则限制国家权力。自由民主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通过法律和选举机制保持国家权力与权力制衡部门之间的平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都是十分危险的。同时，羸弱或运转不灵的自由民主国家也无法为民造福。

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法治。秦、汉、隋、唐、明等王朝的法典都属于制定法的范畴，是根据皇帝的行政命令制定的。中国也没有创建正式的责任制度。在欧洲，国家权力最初受到早期法律的限制，后来又受到组织有序的社会行为体的制约。对现代国家较早的巩固，使中国政府几百年来可以阻止各种新兴社会行为体的出现，防止其挑战国家权力。

中国的治理方式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借鉴模式。日本、韩国以及后来的东南亚国家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继承了儒家关于中央集权和精英官僚制度的传统。在面对西方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这些传统都遭到破坏、更改和取代。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一种高度机制化的行政模式重新在这些国家出现。其他地方的新兴民主国家通常比较虚弱，缺乏行政能力。东亚民主国家与此不同，可以维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府。

一些权威国家是“发展性”思维

在工业化的影响下，新兴的社会行为体，如资产阶级、工会组织和学生等，在日本、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现，政府权力进一步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这也使得民主政权得以发展，本土的社会行为体能够独自制约国家的权力。这一特殊的机制秩序对当代政治发展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首先，权威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几乎全部出自东亚。20世纪后半期，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和大陆，都在权威政府的治理下获得快速发展，许多东亚权威政府的统治者专注于发展问题，为以后的民主化创建了一个稳固的平台。其次，这种发展模式使许多东亚国家能够制定有效的工业化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些政策掌握在一个不善治的国家手中，它必将陷入政府寻租（rent-seeking）和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的泥潭。最后，东亚的自由民主制的质量不同于欧洲、北美和其他西方国家。日本是东亚最早进行民主化实验的国家，但其民主制至今仍与欧洲、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有所不同。第一，日本政府控制政治体系。第二，一党独霸（自民党）的统治状况在1955—2009年几乎从未中断。第三，日本并未发展出一种西方式的反对派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