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GDP主义是中国梦最大敌人（2）

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也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便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个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高GDP增长，社会则越来越不稳定。如果GDP是通过政府动员方式、破坏社会而得到的，社会不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是因为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须首先提问是什么样的发展。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不仅高层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

中央高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再去攀比GDP，而是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但很显然，各级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他们所有的只是任期发展观。就是说，官员只强调他们任期内的短期发展，在任期内实现他们的GDP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市长经济”。在城市建设上，每一个新市长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搞公共工程。一个工程还没有做完，现任市长就走了，新来的市长往往不再继续原来市长的思路和工程，结果再来一个新想法，再搞市政新工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这里，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这样，中国的城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

如果懂得了各级政府的这一代领导人，是在GDP主义红旗下长大的这一事实，GDP主义的再次抬头也就不难理解。但这也就说明了，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的阻力。在GDP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新任总理李克强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御用学者就把此解读成为，“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不过，这里的差别是显然的，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竭力所避免的。

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博鳌的讲话也明确了要通过改革而求发展。他论述到发展和GDP主义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但是，绝对不能把发展简约成为GDP。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确可以追求高GDP增长，但政府主动不要追求。的确，GDP增长很重要，但GDP不应当成为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而应当是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客观产物。“十八大”刚刚过去，很多地方领导刚刚到位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在任内取得一些成绩是必须的，但绝对不能是重返GDP主义。

继续淡化GDP主义

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为成功的例子，而缅甸、泰国、菲律宾等为不成功的国家。中国如果重新走上GDP主义的道路，必然会步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后路。国家动员式的GDP增长，很容易在短时期内耗尽经济增长的资源，从而促使国家提前并且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换句话说，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但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历史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到184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也就是最高份额。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所打败。今天不是晚清，中国已经强大。但是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从内部来说，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要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可以告诉老百姓，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者更长远一些时间，可以没有毒奶粉、毒食物了，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外逃了，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等，就可以相信到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老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很显然，只要各级官员还是每天把GDP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中国梦”永远会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十年之后，绝对会变得更加不可治理。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