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程序正义方能守护法律底线

检方的反应，从司法分工、制衡的角度来看，也有着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环节各司其职、各据其理，而不是一团和气、一唱一和，更能保障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能力和最终的实质正义。

前天，河南“死刑保证书案”又有新进展——因涉嫌故意杀人被超期羁押12年的河南农民李怀亮，其无罪判决已经生效，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法院也已通知李怀亮可以提起国家赔偿。

个体人生的一出悲剧，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有程序正义的保障，方能守护实质正义的底线。一个无法被确凿证据证实有罪的农民，却因“维稳”的需要，被法院与死者家属约定“尽量判死亡”，从而出现“屡判屡驳回、屡驳回屡判”的“梅花三弄”剧情，其中无奈引人唏嘘。所幸，在“疑罪从无”的法治常识、共识下，上级法院坚持再三驳回一审判决，从而避免此案将错就错、最终办成死无对证的所谓“铁案”。无论是对陈怀亮本人还是对司法正义本身，这多少都是“不幸中的万幸”。

法谚云“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但正义迟到，总还是比正义永远缺席略强。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有时可能看似效率不高，却是红线所在。从赵作海案到李怀亮案、浙江叔侄强奸案，均不难触发我们对不合时宜的司法理念的重新反思。几天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称，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对于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的冤假错案问题，不要过于苛求“命案必破”。此言透露出积极而强烈的信号意味。

确实，司法领域同样存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程序上的低效拖沓，必然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最终也会让“正义迟到”；而程序正义是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使得一些公检法人员非法取证、刑讯逼供，导致冤错案件，直接导致“非正义”。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微妙平衡，需要心存对法律的敬畏感，以程序正义为准绳，在此底线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方能守护和捍卫实质正义。正如《人民日报》所言，清华朱令案之所以引发民意加速发酵，正在于有关方面“一度对案情讳莫如深、对过程语焉不详、与其家人沟通有限”。这亦属一种程序不公。警方最近举动也证明，公开案情，有时看似自找麻烦，其实是取信于民，能有效避免谣言四起、猜疑丛生，这种程序上的公开、公正，才是更大的效率。

李怀亮案虽然暂时结案，但仍属“未完待续”。比如，平顶山检察院在表示尊重法院判决、不予抗诉的同时，仍申明：依据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李怀亮的重大作案嫌疑，李怀亮被判无罪，意味着12年前的杀人凶手还没有得到惩罚，公安机关将重新立案侦查，尽最大努力缉拿真凶。作为检方，这种持保留态度的立场和反应是正常的，从司法分工、制衡的角度来看，也有着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各司其职、各据其理，而不是一团和气、一唱一和，更能保障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能力和最终的实质正义。

“疑罪从无”体现的是程序正义，但未必等于实质正义。对平顶山检察院不轻易放过犯罪嫌疑人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支持和鼓励。我们更希望当地检方能本着对法律的敬畏感、对正义的使命感而不是出于自我辩解和推卸责任的本能，重新认真展开对这一案件的调查取证，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重新提起公诉，将真正的杀人罪犯绳之以法、令其付出应有代价，告慰被害人家属，还法律一个公道，修复曾经的司法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