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一切向钱看（2）

三、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

这些话是罗尔纲先生的意思。罗尔纲先生是近代史所一级研究员，1997年辞世时已经97岁高龄。他是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终生乐此不疲。他做学问，宏博淹通，基础极为雄厚。他不仅专攻太平天国史，著作等身，而且对晚清史、晚清兵制史做了认真研究，这方面也是著作等身；他还长于金石之学、书法之学，甚至还发表了研究小说《水浒传》的专著。

罗先生在回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他举英国人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本是一个外交官，抓住中国科技史这个题目，下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夫，终于成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名著。

他告诉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要“提倡一点我国治学朴质的作风，反对主观臆断、夸夸其谈的风气。”罗先生做学问，从来是言必有据，没有材料，或者根据不足，就不说话，或不说满话。在研究历史问题，广泛收罗史料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精神，不弄清问题，决不罢手。他为了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首，注了40年，一本书多次修订再版。他的最后一本巨著《太平天国史》四册150万字，1991年出版，距离第一次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也是不断补充修改，直到最后完成。一旦发现新的材料，必定从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研究，知错则改，决不留情。以上所引罗先生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非常切中时弊，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今天有些青年朋友，耐不住寂寞，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夸夸其谈，有的追名逐利，不惜急功近效，不知道这正是障碍了自己的进步，阻挡了自己通向更高成就的通道。我劝各位青年朋友谨之慎之，在为学之道上，切不可急功近效，追求眼前利益、短期效应。罗先生说要花四十年读书，四十年写作，这一点，罗尔纲先生自己做到了。今天的时代在飞速运转，读了四十年书以后再来写作，一般是难以做到的。但罗先生要求认真读书，认真写作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四、在百家争鸣中提倡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

罗尔纲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非常谦虚谨慎，不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立即改正。一次一个青年朋友写文章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错误，罗先生认真审视自己的文章，发现的确是自己弄错了，马上写文章更正。他把文章寄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并附上一封信，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他在信中说：“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特别是那些自封为专家、权威之流，如有人提出正确意见，或考出真伪时，竟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使论问题则是非不明，考史料则真伪不辨。此种情况，于昔为烈，于今不绝”。罗先生建议编辑部在他的文章前加一段按语，指出他的错误，以便批评有的放矢。他强调说：“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

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辈子都是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只要有人指出他文章中的错误，他立即写信感谢，并且写文章公开改正。这种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值得大大提倡。在今天的学术界，那种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的例子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实践证明，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好办法，运用得益，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意气用事，就可能走偏方向。为了避免走偏方向，就要提倡学术大公，为学术大公而攻错，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意气用事，就太小家子气了。  

五、关于百家争鸣，还要说一句，学问上的争鸣，是学问之争，不是感想之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感情之争

历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成就的，的确曾经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最有名的例子，是郭沫若和范文澜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郭沫若和范文澜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是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范老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郭老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

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争鸣，也有令人注目的例子。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著名文章，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这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民族。范老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汉民族的形成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实在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论述符合欧洲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范老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论文，论述自己的主张。范老的意见，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常识。但是，当时面对斯大林那样的大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范老敢于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争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勇敢。当时，有的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背离了斯大林学说，范老却始终不悔。范老的文章发表，引起了历史学领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