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GDP”担不起“叔侄冤案”全部责任

对“叔侄冤案”，浙江高院负责人认为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反思。其中，破案考核指标设计需科学合理，不应以“破案GDP”为目的。应该铭记，一个人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没有最终告破，要靠证据说话。

“叔侄冤案”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一生的伤痛，给司法形象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也导致高达22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当地司法部门确实应该反思。从聂树斌、赵作海到张辉、张高平，冤案总像一母所生，惊人相似：证据不足、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判重罪、真凶现身……所不同的是，聂树斌没有赵作海、张辉、张高平那么“幸运”，未到真凶出现，就已冤死刑场。

反思冤案，“破案GDP”肯定是最先被提起的原因。如果说，“命案必破”就是一把悬在办案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一些办案人员逼上梁山、不得不依赖刑讯逼供的话；那么，将“破案率”作为考核指标，则是利诱一些人为了集体或个人利益而采取非法手段。浙江“叔侄冤案”，就曾被当作“浙江神探”聂海芬的“光辉事迹”之一而广为宣传。

客观地说，“命案必破”、“破案GDP”并不能承担冤案的所有责任。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公安机关除恶务尽、维护正义、顺应民意的产物，有其积极的一面。假如社会发生了命案，公安机关又迟迟破不了案，或成为无头公案，公众也会有不高兴的；假如案子破与不破一个样，不惩不奖，恐怕公安机关也没有压力与积极性去破案。况且，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账，也不完全算在“破案GDP”头上。

刑事诉讼层面，虽然1995年刑事诉讼法大修时，加进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在程序立法中明确、保障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原则，基本应包括：沉默权（即被刑事指控的人有权拒绝回答和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疑罪从无（现有证据如果不能证实被刑事指控的人有罪，则应认定其无罪）。刑讯逼供，正是一种“强迫自证其罪”的典型手法。如果将无罪推定这一司法原则坐实，不支持侵害疑犯沉默权所获取的证据，对刑讯逼供的治理必将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实践层面，刑讯逼供制造冤案，还与长期形成的“公检法一家”的习惯有关。公安机关在种种压力之下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嫌疑人违心招供；检察机关过分相信警察所做笔录，忽略对笔录获得程序、真实性的考证；法院倚重检察机关的意见，而对辩护人提出的疑点和主张不感兴趣。后续环节不怀疑、不反对刑讯逼供所获证据，对刑讯逼供起到了正面激励作用，加剧了问题的产生。因此，有刑辩专家建议适当吸收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发动、继续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仅处于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地位。即使无法完全照搬，与职权主义适度稀释，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刑讯逼供之痛。

刑讯逼供是司法文明的毒瘤，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不仅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也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我们必须坚持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