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改革的困局（2）

理解了社会政策改革缺少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十年中国社会的普遍不稳定情形。社会改革没有突破口，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制度不能得到确立进而表明社会难以消化和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继续入侵社会领域更是进一步破坏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样一来，社会就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现象。原来所积累起来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继续出现。社会到了难以承担的程度，社会矛盾就暴露出来，社会抗议运动成为必然。不能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政府只好求助于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就是“维稳”。不过，在维稳政策指导下，中国社会稳定进一步恶化，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又开始强调改革的原因。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前面十年留下了的严重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新的增长和发展动力。那么，目前的局势又是怎样呢？

各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改革的大小环境面临着比前面十年更为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大环境看，前面十年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的外在红利。中国外向型经济就是在这个期间提速的。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是有利于中国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和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开始运作。但现在这种有利的情形已经不再存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结构仍然严重失衡，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仍然深陷经济危机。虽然最近美国有复苏的迹象，但其复苏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依然存在。尽管从长远看，美国的体制可以通过创新来找到新的发展路径，但需要很长时间。欧洲的情况更为糟糕。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创新能力，欧洲远比美国的能力低下。这就是说，欧洲脱离危机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南海，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来看，中国经济也已经处于一个大转型阶段，即从前面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随着经济体的扩大，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不管有无其他因素（例如危机）的干预。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是必然的。从各国经验来看，这个过渡处理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这些年已经有很多讨论了很久了。需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15到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者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保障。简单地说，如果过渡得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会走上从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道路；但如果过渡得不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会演变成为另外一个菲律宾或者泰国。

随着促成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的消失，通过体制改革而促成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唯一的道路。因此，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概念。这里的改革指的是体制改革。但正是在体制改革方面，改革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主要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既得利益都是以往改革的产物，但一旦成长起来，政府就很难找到克服这些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克服既得利益，中国才能将改革进行下去”，这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现在的情形是：既得利益不会自我改革，政府和民众没有能力来克服既得利益。这种情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问：中国的改革还有前途吗？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