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也是长牙齿的（3）

“重视极右、主要防极左”

各种极端主义被视作宪法秩序的敌人，宪法保卫局区分极端主义是以“采取非法或合宪手段以外的行动，反对联邦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存在、安全或外部利益”为标准，并不涉及所有口头或非口头的、非暴力的、使用民主手段对资本主义和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政治制度提出的批评。

最近二十年，宪法保卫局还将他们所针对的极端主义区别于激进主义，只要后者仍然尊重现行宪法，就不构成宪法敌人。这也是宪法保卫局自1960年代末开始对付红军派以来得到的教训。在许多德国同情者看来，即使红军派做出过许多恐怖主义的暗杀和爆炸行动，在理论上仍然属于社运的激进主义，对宪法秩序并无敌意，而只是对“基本现状”不满。相形之下，美国著名的科学教派却在宪法保卫局的“邪教名单”上，不仅传教分支被监控，每当科学教派的明星教徒汤姆·克鲁斯入境拍片，无论是谍战片还是扮演斯道芬博格这样的反纳粹英雄，宪法保卫局都全程紧盯。

如此种种在情报战线上的细微差别，或者说宪法保卫局所执行的特殊的民主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对民主反思的结果。这些看似的细微差别，却导致欧洲民主和美式民主的重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也反映在德国的外交态度上，比如伊战爆发时美欧的不同态度、法德在北非革命和马里冲突的干预主义和反干预主义的区别等。从这个角度，那些通常颇为费解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为什么民主制度竟然导致对内对外如此强硬的军事手段，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在采取上述干预行动时的差异？

日常工作中，宪法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监控极左和极右的极端势力。早在1950年代，在宪法保卫局的努力下，德国宪法法院先后于1952和1956年禁止了社会帝国党(SRP)和德国共产党(KPD)，情形颇像中国同期的政治清洗，只是规模小得太多，但是开启了对极端主义政党进行最严厉惩罚的先例。不过此后，类似的禁止结社的制裁再未出现过，包括2003年试图禁止极右政党——国家民主党(NPD)也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宪法保卫局在NPD内部安插了大量线人，要求解散NPD的禁止令意味着这些线人可能暴露；同时，宪法法院也意识到，如此之多的线人就意味着，假如要指控“NPD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这种与极右势力之间牵扯太深、以致投鼠忌器的暧昧关系，使宪法保卫局长期以来饱受批评。公众认为，宪法保卫局不仅未能阻止德国新纳粹的兴起，也未能有效地防止新纳粹的暴力活动。

一方面，宪法保卫局对极右政党长期渗透，活跃的NPD成员中多达100人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200余位NPD头目中大约有30位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而这个政党成员到2003年不过6600余人。宪法保卫局对这个重要极右组织的监控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可疑。

例如2010年，全德境内约有219个极右组织，2.5万名极右分子，其中9500名为暴力分子，当年共发生了16，375件“右翼政治驱动的刑事案件”，其中806件涉及暴力。右翼分子们已不再满足混进球迷队伍、将足球场变为新纳粹的表演场，或者在街头制造年度“战斗之夜”，比如每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柏林、汉堡、德累斯顿等地几乎都会发生极右暴力分子与极左力量的冲突、互殴；而且从1998年起，已经连续制造了10起谋杀、14次银行抢劫和一次炸弹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穆斯林移民。

遍布德国全境的极右暴力活动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宪法保卫局依靠人工情报的渗透方式和效率成为众矢之的。据估计，80-90%的NPD线人未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仅左翼的绿党和左派党对宪法保卫局的低效大加挞伐，社民党和基民盟也非常不满。社民党议会党团领袖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在2011年11月公开承认宪法保卫局的失败，未能真正掌握极右恐怖主义的结构；禁止NPD也再度成为NPD之外所有左中右政党的共识。2012年宪法保卫局更换新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en)上任，但这并没有改变公众对宪法保卫局的不信任。

而另一方面，左翼阵营对宪法保卫局与新纳粹之间的暧昧关系投以更深的怀疑，担心宪法保卫局可能利用新纳粹的暴力发动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迫害行动，德国因此可能被宪法保卫局或新纳粹绑架而变成“第四帝国”。他们揭露，在被称为“新纳粹之州”的图林根州，其州内政部长盖博特(J？rg Geibert)在200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该州三分之一的新纳粹分子都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受到宪法保卫局特工的保护。

而宪法保卫局特工的卷入之深及其背后动机，不免让人们产生阴谋论想象：一个新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 NSU)，被指控应为2001年至2006年期间八起枪杀土耳其和库尔德移民以及一起女警被害的恐怖案件负责，他们还制造了2004年科隆市土耳其街区的一起爆炸案。到2006年4月16日，21岁的土耳其青年Halit Yozgat在卡塞尔被杀，这是第9件类似谋杀。疑凶Andreas Temme，宪法保卫局特工，被发现隐蔽地出现在这位土耳其青年开设的网吧监控录像中，最后是循着DNA痕迹追踪到此人。在稍后2006年11月4日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发现涉案枪支与此前九起枪杀外国移民和女警案相同，且编号属于政府枪支。两位抢劫犯最后承认是NSU成员，但旋即可疑地“自杀”身亡。检察机关的调查于2007年被迫中止，Temme现在黑森州一家政府机构工作，连环枪案的调查也停止了。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05年多特蒙德发生一起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枪杀案，疑犯新纳粹分子Sven K.最后被法庭开释；极右分子Michael Berger，2000年6月14日在多特蒙德和瓦尔特诺普(Waltrop)枪杀了两名警察，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又射杀了一名临检的督查警官。后有消息称Berger是宪法保卫局特工，而他的罪行并未列入恐怖袭击统计。

站在这场批评风暴最前沿的，是德国左派党极右问题专家、前联邦刑事法院法官沃尔夫冈·内斯科维奇(Wolfgang Ne？kovi？)。他多次直言宪法保卫局在监控极右翼极端势力方面的失败是难以置信的，而相形之下，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工作倒还可接受。作为左派党人，内斯科维奇的评价相当中肯，反映了宪法保卫局“重视极右，主要防极左”的政治警察态度，尽管宪法保卫局对左派党高层的监视、甚至对一些自由派媒体的监视，一直争议极大。公众担心，宪法保卫局对所谓极左势力的监控是否范围过大、以至干预到正常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