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也是长牙齿的（4）

红军派：宪法保卫局的杰作？

1956年联邦宪法法院禁止德共后，原德共党员大多仍然在宪法保卫局的监视下。但是，1967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后，新的极左力量出现了，包括“六月二日行动”(Bewegung 2. Juni)和红军派(RAF)。而这些极左力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为警察暴力的滥用，甚至柏林墙两边的间谍与反间谍机构的阴谋。参照宪法保卫局对极右势力的渗透和操纵，这种加诸于极左力量上的阴谋论也许并不令人意外。

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沿途遭到柏林市民抗议。示威人群中，27岁的学生奥纳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 射杀在一处停车场。但法庭对这名警察的审判最后以无罪告终。1989年之后解密的东德档案表明，库拉斯当时已经是斯塔西的一名间谍。如果他的射杀行动是在执行斯塔西的任务、以挑起西德学运冲突，那么可以说他做到了，而且效果超乎成功。不久，同样在右派报纸《图片报》的煽动下，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学徒工枪击了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激起学生的愤怒。宪法保卫局似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挑战，因为激进的学生们很快就转向建立“六月二日行动”和“红军派”这样的学生军事组织，开展城市游击战，先后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杀行动。

六月二日行动有：1972年2月2日，在柏林一家英国游艇俱乐部和盟军驻地制造货车炸弹袭击；同年3月3日在柏林刑事警察局制造炸弹袭击；1975年2月27日绑架基民盟柏林候选人洛伦兹(Peter Lorenz)。这些活动在1977年秋天达到了高潮，红军派对西德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性人物发起了攻击：1977年4月7日，在卡尔斯鲁厄街头阻杀了西德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和他的司机及保镖； 7月30日在德意志银行总裁庞托(Juergen Ponto)于奥伯鲁塞尔的家中将其杀死；9月5日绑架了西德雇主协会主席、奔驰公司总裁施赖尔(Hanns Martin Schleyer)。1977年的秋天也因而被称作德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秋天”。

德国电影《巴德尔和麦因霍夫集团》（2008年）还原了这一段历史，并生动展现了宪法保卫局如何孜孜不倦与这些左翼极端主义斗争的情形。不过，宪法保卫局在其中真正扮演什么角色，非常耐人寻味，几乎为宪法保卫局后来处置极右翼势力提供了先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参与1977年街头阻杀总检察长布巴克的乌尔巴赫(Peter Urbach)，实际上是宪法保卫局的特工。他在红军派的角色是提供行动所需的武器，因此也有一个外号“城铁彼得”(S-Bahn Peter)。只是，红军派的同志们不知道他找到的手枪、冲锋枪、突击步枪、炸药、手雷等五花八门的制式军用武器，都是宪法保卫局提供的。1967年起，乌尔巴赫从就从宪法保卫局接受任务，成功渗透进入红军派，负责武器输送。

如何理解宪法保卫局安插乌尔巴赫并且主动提供武器、间接帮助红军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恐怖行动？虽然事实上，宪法保卫局也不是唯一的武器提供者，早有克格勃叛逃到西方的军官揭露，克格勃也为红军派提供武器和情报，在背后操纵和利用着西方阵营内部的左翼激进组织。

须知，红军派们代表的德国68革命一代，不同于德共的老一辈。他们生长在战后的优裕环境中，父辈们或者战死或者远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典型如红军派第一代领导人巴德尔的家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源自父爱缺失而产生的对父辈的造反；同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并不认同苏联模式或斯大林主义，有意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新左”。只是，对红军派来说，他们是“革命权利”的行动者，站在整个资本主义意识生产的对立面，认定暴力是打破大众对资本主义有限度使用暴力进行统治的幻觉的唯一有效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合法斗争的非法之翼(illegal wing) ；武装斗争因而是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宪法保卫局来说，对左翼极端主义力量红军派的恐怖主义进行渗透并且提供武器，跟68革命一开始就向抗议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学生们提供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如出一辙，就是煽动左翼恐怖，然后扩大宪法保卫局的职权即国家威权，强化红军派所反对的警察国家体制。结果，红军派似乎与宪法保卫局成为民主体制内部相互否定却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以致于有些德国知识分子将红军派假设为宪法保卫局一手制造的产物。在技术层面，乌尔巴赫多次破坏了红军派的重要行动，显示宪法保卫局对红军派的控制颇有成效。例如乌尔巴赫在1969年2月27日尼克松访问柏林期间提供了若干失效的炸弹引信，导致红军派的暗杀计划失败；同年11月9日在西柏林犹太会所的爆炸行动，也因乌尔巴赫提供的引信失灵而流产。乌尔巴赫后来从宪法保卫局获得100万美元，改变身份后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加州的圣芭芭拉。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另一名有争议的前六月二日行动、红军派成员贝克(Verena Becker)，在她狱中服刑近三十年面临假释之际，2009年9月2日，德国内政部长肖伯乐(Wolfgang Sch？uble)首次承认稍早图片报报道的，贝克曾经接受宪法保卫局十万马克充当线人。不过，更令人惊讶的，《南德意志报》2010年5月17日报道，从1973到1976年期间，贝克还是东德斯塔西的线人。无独有偶，两德统一后，红军派律师马勒(Horst Mahler)似乎同样扮演了这一双面线人的角色，他曾向红军派提供了第一支武器——勃郎宁9毫米手枪，后来成为极右组织NPD的领袖至今。

当极左组织如红军派残存成员于1998年4月宣布解散，其他几个极端组织如“革命细胞” 成员被捕殆尽、“红色佐罗”在90年代初期不再活动，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组织的控制似乎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如果不考虑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的话，她的渗透战术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只是，当政治形势变化，宪法保卫局的监控转向监视那些并非极端主义的政党甚至媒体，恰在某种程度上则实现了红军派最初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警察国家的代理人，宪法保卫局有着近乎无尽的欲望，将手插入政党政治和大众媒体，特别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继承者德国民主社会党前党魁、现左派党领袖吉西(Gregor Gysi)，和左派政治杂志《西塞罗》(Cisero)。吉西近年来屡被媒体爆料，指责他作为前东德社会统一党党员，曾经出入斯塔西，是斯塔西的线人。

如果对比另一个曾经的“疑似”极端主义组织——绿党的特殊待遇，那些配有吉西走出斯塔西大楼的照片、“线人登记卡”等原始材料的解密性报道虽然极有爆炸性，但也暴露出宪法保卫局在背后操作的痕迹。2009年以来，德国左派团体已经多次举行示威，反对宪法保卫局对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侵犯。

而相比之下，绿党却像是个政治宠儿。其许多初创成员都是跟红军派成员一道混战在1968革命的街头，直至1970年代初，包括后来的红绿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前绿党主席尤西卡·菲舍尔。菲舍尔与红军派乃至“豺狼”卡洛斯熟识，其在法兰克福的家还是他们的中转站之一，至今也未脱卷入街头命案的嫌疑。时至今日，绿党的许多外围组织仍然坚持激进主义的抗争方式。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绿党以及环保组织们在宪法保卫局内被另眼相看，与其他激进左翼组织如第四国际和斯巴达克斯等区别对待。甚至同样是街头的激烈行动，环保分子都被警察网开一面。

绿党的翻身始于与主流的合作。1985年，菲舍尔进入黑森州议会，1996年进入联邦内阁，从此，绿党已然跻身主流政党，能够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内务部层次接触宪法保卫局的文件，并影响宪法保卫局的政策与人事任命。绿党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趋保守。对宪法保卫局而言，尤其在环保已经成为德国和欧洲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绿党早已经算“自己人了”，而吉西这样的前东德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政党”眼中尚不具有足够的政治信任。

宪法保卫局对吉西以及其他左派政客和媒体的监视，实则充当了党同伐异的工具。民主的牙齿若长得太长，把民主社会变成了一个监视社会，那就是形容丑陋的獠牙了。

穆斯林兄弟会：不是尾声

在德国的另一支共产党，库尔德工人党(KKP)，处境更惨，从1994年起被正式禁止，自然属于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但是，无可否认，这一监控充满了种族或者宗教歧视。类似的种族与宗教偏见，同样适用于宪法保卫局对待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土耳其人的米列哥鲁组织(Milli Goerue)，这两个穆斯林组织都是德国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视目标。

最初作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和中介，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其在欧洲规模最大的机构就设在德国慕尼黑，主要成员来自德国在埃及纳赛尔政权期间接受的大量被阿拉伯世俗政权迫害的兄弟会学生，如萨伊德·拉马丹，他是兄弟会创始人哈桑·阿尔巴拿的秘书。此情形颇类基地组织受益于中情局对阿富汗战争抵抗运动的支持。

而米列哥鲁则是新兴的穆斯林组织，创立于1980年代初，公开宣示接受西方民主价值，不支持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和反犹主义，其德国总部位于科隆，在欧洲的30个分支机构有15个在德国境内，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希望融入德国社会、有着庞大的清真寺、学校和人员网络的组织。但是，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年，宪法保卫局的报告对此立场仍然非常怀疑，坚持米列哥鲁的极端主义性质。一般认为，2004年德国极右翼组织制造的针对穆斯林社区的科隆爆炸案，不能排除背后存在宪法保卫局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