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可从“公积金超百万者”始

关于吉林烟草工业有限公司高管超高公积金存缴的新闻，一周以来一直在发酵。6月2日的最新消息显示，地方已经给出了一个轻描淡写回应：经过核查，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5名高管共超额缴纳公积金233.83万元，目前已经清退。

此事最先源自一位举报人的举报，据他称，位于延边的吉林烟草工业公司，所有高管的公积金账户每月入账额均超过1.4万，最高者竟然高达18018元，大约相当于当地公务员或教师月工资总额的4到5倍。

接下来，这一举报被记者调查坐实。调查显示，截至今年5月份，吉林烟草工业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高达110.4万余元。其他高管公积金余额也在三十万到八十万的高额间浮动。

白纸黑字打在工资条的公积金数额都可以如此明目张胆的违规操作、输送利益，垄断企业的其他收入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今年二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里说，要让“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动辄上百万的公积金不正是这种“过高收入”、“隐性收入”、“非法收入”？拥有此类公积金的个人和企业，不正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敌人和对象么？

收入分配改革表面上是在调整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关系，深层上是在找寻中国社会“动力”与“均衡”间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零和博弈，改革的目的也远非二者选一。过去几十年中，那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正是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地区，消灭贫穷最显著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反而是收入差距越小的地区。简单说“提低控高”，并没有指出改革真正的敌人。

收入分配改革真正的对象，是非法收入、隐性收入、权力寻租带来的收入、将公共资源私人化获得的收入。这既是公平与均衡的敌人，也是效率和动力的对头。这股力量扭曲了分配机制，在转型期的社会如鱼得水，双向利用着市场规则和政府分配资源的优势，并助推着潜规则的盛行。中国社会“仇富”的情绪，说到底是仇这种“富”；而无论贫富阶层都普遍有的“被剥夺感”，根本上也是源自这里。

缴存余额超百万的烟企公积金账户，多么明显的提供了一个改革的靶子。而收入分配改革是宏观叙事还是拳拳到肉，正是看能否能拿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事例开刀。如果在改革已经推行后，既无阶段性成果的数据报告，也无对典型事件的有力打击，那么“深水博弈”“遭到阻挠”“被既得利益者绑架”的舆论猜测出现，就变得相当合理了。

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是经济改革、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的交叉点，其复杂性和重要性都在于此。具体的单项改革，如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转型都可以在这里合流，而宏观上操控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盘则可以从这里切入。所以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改革，收入分配是一个破题点，也是一个实现社会公正的抓手。在去年末今年初的舆论高潮后，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出现式微，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改革停滞的信号。要让公众见识到此项改革的决心，不妨从这种“能见度”极高的典型事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