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4月10日报道,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3/4月号刊登了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杰瑞·穆勒的文章,分析了西方思维中的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
不平等滋生民粹主义。近来,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干预程度。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不平等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不平等不是政策引发的后果,也不可能通过政策调整而改变。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必然产物,且扩大平等机会的努力只会加剧不平等。不平等都是大家的事情,因为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问题将损害社会秩序,滋生不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粹主义。
获取机会的能力不均衡。如果说资本主义为开发人类潜能提供了更多机会,那么并非所有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发展。各种障碍阻碍了许多人均等地创造机会,如妇女、少数民族和穷人。在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和工业品生产更加依赖技术输入,而非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这意味着熟练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的经济价值与需求相对下降。近几十年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种发展趋势。
后工业时期不平等加剧。后工业社会的这些发展趋势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家庭收入在经济阶梯的每一阶上都翻倍,处于阶梯上层的家庭比下层的总收入增长要快得多,而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家庭收入不可能翻倍。全球化进一步使之加强。随着工业品和传统服务业逐步外包,发达国家中技术不熟练或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工资进一步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面临一个挑战,如何在确保经济活力的同时维持社会福利开支,使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处于可以接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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