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超生的关键在于管住特权

武汉公布新规,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以上征收标准的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这对社会上俗称的“未婚妈妈”、“小三”来说，生育后都将面临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6月2日《扬子晚报》）。

未婚生育有悖国策，当然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但新规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找对责任主体。常识而言，生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违规生育女方有责任，男方同样有责任，多数情况下甚至应该负上更大的责任。如果法律只处罚女性，而对男性的问题避而不见，不仅有违法律的公正原则，也容易让人产生“超生婚外恋等责任在女性”的歧视性联想。

揣测立法者的意图，出发点当然不在于性别歧视，而在于执法便利。超生现象通常都比较隐秘，情况也很复杂，如果执法部门穷尽一切信息、厘清责任之后再做出处罚，执法成本和执法难度都要大得多，甚至可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女性作为执法对象和责任主体，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立法者牺牲了公平而选择了效率，可以说这是“罚款治超生”这一管理思维下的必然产物。

2012年，武汉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061元。按照规定，城镇（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孩子，需缴纳社会抚养费大约是8万元左右，而如果是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等情况，则再翻倍，达到16万元。对普通公众来说不可承受，而对一些特殊阶层来说，这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换言之，如果治理超生的制度路径只有罚款一条，而且对所有都实行一刀切的统一标准，那么对一些人而言确实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其法律制裁的效果将极为有限。由此，超生就可能异化为“花钱生孩子”，治理超生就可能变相成为纵容超生。

作为一种惩罚性措施，罚款并无不可，在现实中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除了罚款之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执法公平。张艺谋超生的事情至今仍以“调查难度较大”为由而没有下文。其实张艺谋超生一事未必属实，但对普通民众罚起款来毫不留情，而对名人则连调查都无法正常进行，这显然不合适。二是社会抚养费的流向问题。去年有报道称，全国31个内陆省市区社会抚养费的总征收规模达到279亿元，然而如此宠大的一笔收费，却去向成谜。这其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制度隐患是，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那么超生罚款就可能成为一种部门“红利”，从而助长了一种“养鱼式执法”，扭曲了计生部门的职能。

治理超生的关键在于管住特权。一是执法部门的特权，二是名人、官员和富人们的特权。法律在于严厉，更在于公平。只有管好不受约束的权力，不让权力、金钱可以通吃一切，违法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