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沧桑》观后感：孙中山革命的“万不得已”

在中国近代乃至世界近代，无论开辟革命伟业，还是创建思想理论，孙中山先生均应属于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他以“天下为公”作最高社会理想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迄今依然闪着毫光，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伟业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在中国近代乃至世界近代，无论开辟革命伟业，还是创建思想理论，孙中山先生均应属于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他一生忧国忧民，生命不止、革命不止，为“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以“天下为公”作最高社会理想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迄今依然闪着毫光，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伟业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我深深为之敬仰。但是，实话实说，过去对他那句“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命下去”的话，我却一直理解不深、认知不切，甚至以为是伟人的一句谦词。观看《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之《苦难求索》篇，似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释然。

众所周知，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标志是：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1895年领导广州起义，第一次采取了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实践行动；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然而，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他走上革命道路，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一样，是经过苦难求索的必然结果。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丧失完全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由此打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潘拉多盒子。可是，由于长期“因循苟且，粉饰虚张”的习惯惰性，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并没有让中国社会觉醒，无论是被后世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还是写出《海国图志》的知识领军人物魏源，都没有认识中国从此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竟将割让香港、“五口通商”等耻辱，同“康雍乾”盛世时的准噶尔控制新疆、西藏、青海等语，幻想依靠“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而恢复“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盛景。也就是说，他们的目光投向仅是中国器物层面的落后，并没有看到制度层面落后之根本。

更为幼稚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接踵而至的“辱国丧师”、割地赔款，面对“不齿于邻邦”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少国人不但没有感觉这是又一次奇耻大辱——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却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抱有好感，士大夫阶层的绝大部分人竟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依赖。再加上曾国藩、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当时也确实起过一些作用，许多人感到中国又“柳暗花明”了，甚至有了“同治中兴”的说法。这种“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孙中山语），在中国社会一直持续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使中国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不算，又赔上了白花花的银子二亿三千万两。泱泱大国竟败于一个东方小国，惨败之烈、签约条件之苛刻前所未有，这真是普天奇耻大辱！如果说，先前败给西方列强国人尚未感觉到痛，这一下子真把中国人痛醒了。全中国为之震动！严复当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自己曾经为此“中夜起而大哭”。正是基此，严复写出了《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为了“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宣言》），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政府。可是，清政府可以信赖吗？

孙中山决不会忘记那次天津上书：1894年6月，28岁的他一路风尘赶到天津。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深刻阐述了治国、富国的“四事”之道（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满心希望他这一“仿行西法以筹自强”的温和改革主张，能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采纳。可是，他万没有料到，自己心目中比较开明的李鸿章，竟然会连见都不见他。再联系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举动，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由是，在亲手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他愤怒地指出：“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并鲜明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选集》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