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新时期 新挑战

近日，本刊记者深入苏湘陕甘川等11个省区市，围绕新时期的干群关系，以及如何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展开调研。

新时期干群关系面临新挑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创新群众工作，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然而，随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新时期群众工作也面临诸多新挑战。基层干部群众认为，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宛如一场“及时雨”，将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干群关系“喜”与“忧”

四川宜宾市高县羊田乡中心村村民过去主要靠种茶为生，由于没有技术、没有销路，每亩茶园收入仅三四千元。2010年，县里开始实施党员干部联村包户，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带动地方产业升级。如今，经过近3年的努力，通过茶种升级，茶园套种梨树、花卉苗木等方式，村民的茶园每亩收入已逾万元。

不久前，本刊记者来到了中心村。在茶园里，见乡干部石摇聪正在帮村民黄训明安装太阳能杀虫灯。“石摇聪是联系我们村的乡干部。我的太阳能杀虫灯灯管前几天突然坏了，跑了几个地方都没买到。今天上午，试着给石摇聪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她没过多久就把灯管送来了。”黄训明说。

中心村的变化，是全国各地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干部下基层”活动的缩影。近年来，各地纷纷要求干部下基层听民声、解民忧，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许多地方还探索建立了长效机制。

打破了长期存在的“代民作主”的思维惯性，一些地区还在落实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通过设立议事会、开展风险评估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化解了许多基层矛盾纠纷。

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发源地”四川遂宁市，当地已对500多项重大决策进行风险评估，其中船山区和润特种玻璃项目、大英县广东鑫亚公司投资电池生产项目等25项决策经评估被否决。

谈起当前的干群关系，党建专家普遍认为，当前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好的，在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干部受教育的目的，但新时期干群关系仍面临一些新问题，形势并不容乐观。

“宁愿得罪一百群众，不愿得罪一个领导”“人到心不到，身到情不入”“与新社会群体说不上话，与困难群众讲不进话，与年轻人群对不上话”……本刊记者在基层走访时，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常常引用类似的民间俗言俗语和顺口溜来形容干群关系。这些俗言俗语有的是民众的讽刺，有的是基层干部的自嘲，但都折射出了当前群众工作的难点与困境。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时指出，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祝灵君说，过去谈到干群关系，常常用“鱼水关系”来形容，而如今大家有时用“蛙水关系”来描述，甚至用“水煮鱼”来比喻，这说明我们在走群众路线时仍然存在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现象。

“忧”字背后的新挑战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社会矛盾、一些惠民政策落实中“费力不讨好”、少数干部不良形象不时见诸网络……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新时期干群关系面临新挑战，需要提高警惕。

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侵蚀干群关系。

许多基层群众和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反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一些人群收入高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行业”和“身份”。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入门券，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进了高收入、高福利的保险箱。近年来，一些国企老总的高收入和部分公务员的高福利曝光后，常常引发网民热议，也进一步说明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正持续影响着干群关系，触动着老百姓敏感的神经。

二是干部作风漂浮引发群众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原本可以密切干群关系的惠民政策，在实施中却出现“费力不讨好”的现象。在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宝塔区，近年来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当地在农村建设班车“便民招呼站”，要求每个村建一个，投资两万元，不足的地方配套。但有的村一天只有一两趟班车经过，招呼站成了摆设。当地老百姓说，修那么多没用的招呼站还不如多办点实事。

缺乏调查研究导致的决策不接地气，是惠民政策“不讨好”的重要原因。“现在还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基层与其上一层缺乏互信。”井冈山干部学院教研部副主任程吉生教授等专家认为，一旦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不是坐下来理性地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而是习惯性地相互指责。基层干部埋怨政策脱离实际，上级部门责备基层执行不力。

此外，一些“作秀式”亲民行为也引发群众反感。记者在湖南省长沙市暗访调研时就发现，有的干部明明人在城里，名字却赫然出现在数十公里外联点驻村的签到本上；厚厚三本“民情笔记”，全由基层干部代写。一些地方“干部下基层”工作落实不到位，停留在“向民情日记要实情”“向村社干部要口碑”的阶段。

三是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带来挑战。

许多基层干部坦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民进城，此类流动群体成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薄弱环节，一些地方甚至连流动人群中党员的情况都无法掌握，群众工作出现“盲点”。

另外，随着手机、互联网的普及运用，涉及干群关系的一些事件经过网络“放大”，进一步影响干群关系。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网络已成为普通群众获取信息、表达诉求、进行监督的重要渠道。从曝光“公车扫墓”到接连出现的少数干部“丑闻”事件，网络的舆论监督力量日趋强大，这点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的“放大”效应，干部队伍形象也因个别干部的不良行为而被“标签化”，引发“形象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中心新近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也认为，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的变化，官员形象、政府形象维护面临巨大挑战。

同时，面对网络化的新情况，一些干部很难适应，这突出表现在对网络认识不充分，出现了许多不明智做法，直接损害干部形象，如删帖、封堵IP、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官方微博成摆设，群众诉求“神回复”等。

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对党的十八大部署的具体落实。同时，开展这次活动也非常紧迫、非常必要。当前，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任其发展下去，党就会渐渐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余爱水说。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中央作出八项规定以来，取得了明显效果，得到了各方认可。但这仅仅是开始，怎样让八项规定得到更广泛深入落实，形成具体有效的制度，以解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总结探索。

广大基层干部对即将到来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提出了建议。四川省开展的一项关于教育实践活动的调查显示，有超过70%的干部认为，活动应防止“搞形式、走过场”。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部分基层干部的三种心态值得警惕和关注。一是“走着看”的应付心态。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就有一些干部表示“又要写材料了，想起就头痛”，还有的党员干部准备将以往活动的剖析材料改一改再用。二是教育群众的心态。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更要接受教育的是群众而不是干部，还有人提出现在干部难当都是因为群众“不懂感恩”。三是担心个别不良干部违背教育实践活动的初衷，借活动之机给人“乱戴帽子”，穿小鞋，把整风变成整人。

对此，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党员干部认为，要让教育实践活动真正发挥实效，一是应通过建章立制，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实现长效化、常态化；二是开门搞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把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选拔任用更多地交给群众来检验评价。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们认为，对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评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实绩说话、让群众打分”。四川省盐源县委书记周乃祥说，老百姓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应成为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标准。

基层干部的“难”与“惑”

乡镇和社区基层干部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是中央政策贯彻执行的终端，更是群众工作的最前沿。当前群众工作面临哪些困难，基层干部还有哪些困惑？本刊记者在多个省份走访了上百名基层干部，听取他们的心里话。

压力大任务重 联系群众要靠“挤时间”

“经济要发展，农民要增收，征地拆迁等重点项目需协调，社会管理要创新，还要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基层干部面临的发展压力太大，任务太重。”采访中，记者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说起转型期群众工作形势的变化，基层干部们坦言，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发展，尤其是名目繁多的考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与群众面对面的联系沟通太少。

“农业税时代，为了收税，我们与老乡的接触还比较多，如今我们更多地要抓项目、抓发展，恐怕找老板的时候要更多一些。”山东省一名镇党委书记说。

西部某省一名镇党委书记坦言，现在虽然也常下村，但下去的主要目的是协调上级项目建设。如今来自上级的考核任务太多，有时候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真的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有目标、有针对性地到群众中去调研，主动解决群众利益诉求。

与农村一样，城镇社区干部也感觉面临时间、精力不足的问题。社区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说群众工作是其工作的主体。然而，在采访中一些社区干部反映，他们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应付有关部门下派的各类行政性事务上，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功能反而弱化了，只能“挤”出时间来进行。

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堡子社区，社区干部拿出的一份日常工作明细表显示，包含计生、工会、统战等在内，他们的行政性事务多达14大类146小项，涉及党委、政府以及各种群团组织，其中仅开证明和盖章项目就有45项。该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晋萍说：“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指派任务，我们每天都疲于应付。”

基层权责失衡 为民办事“有心无力”

除了发展压力大、任务重之外，权责不对称，也是当前基层干部开展群众工作面临的主要困惑。

“乡镇机构改革后，除了信访维稳，几乎所有职权都上收了，资金项目都掌握在上面，乡镇干部做群众工作的底气越来越不足。”江西省井冈山市大陇镇党委书记刘福明说。

记者在四川、江苏、湖南、陕西等地的多个乡镇调研了解到，一家一户难以完成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公益项目，是农民最希望乡镇帮助办的实事。而协调完成这些事项，也被乡镇干部认为是联系群众的基础和纽带，但由于财权上收，乡镇对此大多无能为力。

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马岔村村民想修一条通村便道，需要30多万元，村民已筹资3万元，剩余资金希望镇里帮忙解决。镇长廉国斌说，实际上村民仅仅要求拓宽道路、铺点沙石，但这点要求镇里也满足不了。群众来找了两次，我只能记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和可能，因为镇里目前除了每年30多万元的办公经费外，实在没有其他资金。

江苏省泰兴市曲霞镇党委书记李飞说，现在不少地方县级以下财政都是捉襟见肘，基层要干事犹如无米之炊。中央有项目，但大多需要基层配套，面对老百姓的强烈需求，我们是想要又不敢要。一些地方为了项目不惜借债，外债压力很大。

由于资金紧缺，乡镇干部连常规的下村联系群众也缺乏积极性。陕西省潼关县安乐乡党委书记鲍明侠说：“每月8000元左右的经费只能勉强维持乡镇运转，干部到村都是自己开摩托、搭巴士，费用个人承担。下村越多，亏空越大。”权责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的积极性。

考核评价错位 群众工作“动力”不足

干群关系疏远，原因在干部。但干部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多地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现在上级部门对基层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以及信访维稳等经济社会指标，至于干部与群众关系好不好、联系群众勤不勤，这些指标很难“量化”，干群关系好也难以成为基层的政绩，这直接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对做好群众工作的“动力”不足。

“如果只埋头做群众工作，与领导接触少，领导不了解你，将很难获得提拔升迁的机会。” 西部某省的一位乡镇干部说，一些干部在乡镇干了一辈子，天天泡在田间地头与群众打交道，可临到退休连个科级待遇都没有，实在让人寒心。

“对于一些基层干部来说，宁愿得罪一百个群众，也不愿得罪一个领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党委书记对记者说，之所以会出现基层干部“联系领导多、联系群众少”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基层干部的乌纱帽掌握在上面，提不提拔由上面说了算；考核评价权在上面，干好干坏上面说了算；资源也掌握在上面，项目资金都是自上而下安排。干部要想出政绩，与其问需于民，还不如在上面动心思。

四川省盐源县县委组织部长沈海涛表示，中央规定干部任用向基层倾斜，但要有操作性强的机制保障，才能保证政策长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现在一些乡镇干部看不到希望，再加上乡镇工作条件艰苦待遇差，不少人有早点离开基层的想法，想方设法往城里走，根本静不下心来做群众工作。”沈海涛说，在政绩考核上，我们应适当弱化经济发展指标，增加可以量化的群众工作内容。

作风好不好 群众最知道

对于干群关系疏远问题，一些干部把责任归咎于群众，认为群众“没事不理你，出事就告你”。确实，如今群众的权利意识觉醒、利益诉求多样，但记者采访中时时感到，群众并不是不明事理、不讲道理，对于干部的作风，他们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

拿出真心诚意，群众好打交道

2013年3月7日，山西安泽县府城镇凤池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评低保。次日，村里对低保对象进行了公示。

64岁的村民王春香一看红榜就生气了。自老伴去世后，王春香一直一个人生活，收入很少。但在此次低保对象公示中，王春香没有上榜。老太太十分生气，认为评得不公。3月12日一大早，没吃早饭就直接到镇里找书记。“当时我气得手直抖。要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我就不饶他们。”王春香说。

看到“满腔怒火”的王春香，府城镇党委书记牛福生没有躲避，而是热情地将她迎到办公室，给她倒上茶水，并耐心地解释：低保指标有限，村里的低保对象生活更困难，而且他们是经过党员和群众代表投票等严格的程序选出的，不是由村干部个人决定的。

“牛书记耐心地给我说了一两个小时。经过解释，我也理解了政策。”王春香说，虽然低保最后还是没办成，但她想开了，觉得干部们也为难，这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当家一样，需要协调的事很多。离开党委书记办公室时，牛福生坚持下楼把她送到门口。

3月14日，牛福生来到王春香家。一见面，王春香就拉起牛福生的手，一个劲地说：“牛书记，我对不起你，给你添麻烦了。”王春香告诉记者：“事情解释清楚了，我的气就顺了。要是当时心结没解开，牛书记到我家来，我肯定要把他赶出去。”

采访中，记者听闻了许多类似的故事，说明干部只要拿出真心诚意，办事公道，群众不会不讲道理；要是能尽力帮群众解决一些难题，群众还会把干部当亲人。

陕西省蒲城县椿林镇五中村的张米儿老人家里老伴身体不好，儿子媳妇精神又不正常，两个孙女上学，以前住的房在屋里都能看见天。如今在当地干部下基层活动中，住房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崭新的房屋前，老人对记者说：“联系我家的干部还经常带着他的孩子到我家里来，大孙女考上大学，他们一家人专程来送学费。我经常对孙女说，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报答关心咱的干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开展了干部下基层活动，既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又为群众办了实事、解了难题，受到不少群众的好评。

欺骗糊弄，难免丧失人心

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如果真的为民办事，即使没办成，群众也不会有多少怨气；如果只是装装样子，糊弄一下，群众就算得了一些好处，也不会说干部的好话。

中部某省会城市近年提出每年新建改建100所公厕的目标，并将其列为市政府为民兴办的实事之一。这本是一件急民所需的大好事，却招来了不少群众的怨言。记者在该市一些街道看到，新建成的公厕美观大方，设施齐备，但奇怪的是很多没有开门使用。

当地市民反映，新建改建城市公厕大多“精心选择”建在领导能看见的地方，而不是对群众最方便的地方；有的公厕尽管建得很豪华，但仅仅检查时开一下，领导一走就关门。本该是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德政”，却变成了某些官员迎合领导的“样子工程”。“这样的工程，越搞越让人反感。”一位市民对记者说。

而更让群众反感的，是身边的吃拿卡要、推诿扯皮等事情。

“干啥都得花钱，干啥都得有关系！”西安市高新区一家从事通讯的私营企业主说：“办个经营手续，工商税务卫生等程序繁多，一些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没个笑脸，甚至处处刁难。为图个方便，没办法，只好找人牵线请客送礼。”

江苏省泰兴市曲霞镇出了名的上访户蔡年章，谈到自己十几年不断被“踢皮球”的过程也是气愤难平。

蔡年章说：“为了解决爱人一次不大的交通事故赔偿问题，我到镇政府，镇上说是卫生局的事，是上届党委政府的事；到卫生局，卫生局又说这事得找镇政府；最后到市里去上访，市政府态度还挺好，但转过头又推给了卫生局处理；卫生局又推回了镇里……”

最让蔡年章气愤的是，一些干部戴着有色眼镜看上访者，不是讽刺讥笑就是连哄带骗。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多，泰兴市委书记张兆江给他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并关心地问起老蔡妻子的病情。此后，老蔡好像变了个人，很快同意了镇里的调解和赔偿方案。

老蔡说，其实以前他也觉得上访很痛苦，认为纠结在一件事上，一生都给毁了。但每次上访时看到有些干部对他不闻不问，听到那些冷嘲热讽，他就觉得自己必须坚持下去，一定要分个输赢。

还需强化“对下负责”

基层干部们表示，如今，中央惠农政策直接到户，干部考核评价也主要来自于上级领导，这使得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湖南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军表示，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体系中的严重缺位，已使一些干部习惯于揣摩领导心思，不愿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加大群众参与、群众监督和群众评价的力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群众参与缺位给干群关系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尝试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中引入和加强群众监督与群众评价。

在山东沂水、湖南郴州、四川盐源等地，群众评价在基层干部考核任用中所占的权重都在不断增加。而从记者多地走访的情况来看，越是群众话语权大的地方，用人风气就越正，干群关系也越融洽；反之亦然。只有让那些真正愿意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基层干部有盼头、有奔头，群众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产生实效。

湖南省统计局民调中心原主任梁乃文说，近年来民意调查、群众评价在地方政府和官员考核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在不断增加，但一些干部对群众评价还不适应，有抵触情绪，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民调数据造假事件。

梁乃文认为，虽然目前民意调查等群众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但方向是正确的。只有在制度设计上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增加群众话语权，才能逐步改变唯上不唯下的官场生态，拆掉干群之间的“篱笆墙”。（记者 谭剑 梁娟 叶建平 晏国政 朱国亮 张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