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历史功绩,伟大历史贡献,有许许多多的经典案例,可以说数也数不清。我们取得的每一步重大胜利,都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成功结果。比如,大家知道陈毅同志有句名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胜利后,国内外都大为震惊。我人民解放军是60万人,国民党军队是80万人,而且装备精良。表面上算60万对80万,但实际上,我们党有群众路线,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苏鲁豫皖四省支前的民工就有225万人,担架有73000多副,大小车辆40多万辆,人工的挑子42000多副,牲畜6300多头,大小船只13000多艘。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啊。
我们的人民军队在东北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这样。东北野战军出关的时候是11万人,出关不久就与国民党部队激烈交战,战斗减员非常多。后来党的组织决定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上万名干部下农村搞土地改革,分田分地。老百姓分得了田地,做了主人,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踊跃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很快我们的部队大幅度增员。辽沈战役结束后,在入关时,东北野战军是百万大军。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确立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是成功运用群众路线的经典案例。比如,农村大包干政策的确立推行。在发现了小岗村及一些地方的尝试后,邓小平同志立即给予支持,鼓励继续探索,然后逐步推行。但是由于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些地方阻力很大,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不强制,什么时候思想通了,什么时候搞,允许看明白了再干,所以大包干的推行非常稳妥,非常顺利。然后仍然运用群众路线去推行农村改革,从群众中来,搜集意见,形成新的决策,到群众中去再贯彻。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使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政策不断完善,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由于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几乎都是在顷刻之间垮掉了。当年,在苏联解体前夕,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
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于是,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秘密和优势。美国著名未来学家、1982年畅销全球的《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他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他称为纵向民主,他认为这是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关键的支柱,也是认识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西方学者对党的群众路线独特视角的理解。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他认为,支撑“北京共识”的有四大基石,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走群众路线;三是解放思想强调创新;四是在稳定中改革发展,并认为这四条是最基本的,其余都是派生出来的。我们现在不主张提什么所谓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但是,在西方学者眼中,把群众路线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基石,确实更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原载于《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一书,发表时内容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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