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2）

“四人帮”不甘心于失败。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教导，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打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公然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发表文章，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还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妄想骗取毛主席的批准。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四月二十三日在这份宣传计划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了“四人帮”的错误。毛主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在这前后，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作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谈话。七月二十五日，对电影《创业》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工人革命精神的好影片。“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在《创业》作者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强烈谴责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在受到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以后，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精辟的评论。“四人帮”以为有机可乘，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进行诬蔑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恶毒宣传。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主席知道了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公开贴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王洪文私下准备了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的演说稿。我们的毛主席，十分明确和坚决，就是不让“四人帮”当总理，不让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二月二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关于决定国务院代总理的中央文件。四月七日，毛主席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即使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情况下，也不致落到“四人帮”手中。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

对于毛主席确定的上述人事安排，“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躲在阴暗角落写下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就是一个铁证。他们遭到严重失败，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扑过来，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在报刊上和讲话中，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煽动，制造舆论，组织力量，企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统统打倒。

毛主席预见到在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势转重以后，“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果然更加肆无忌惮。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影响毛主席的健康，顾全大局，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九月十一日，他们背着党中央，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他们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连，要人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上台时要用的“标准像”。他们到处活动，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反对党中央，并且准备要庆祝他们上台的“盛大节日”。十月初，张春桥在亲笔写的提纲中，提出了要“镇反”，要“杀人”。他们在上海突击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更为险恶的是，他们伪造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塞在党报社论中发表出去，接着就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而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拒不宣传。当党中央在十月二日戳穿了他们的伪造之后，他们竟在十月四日抛出所谓《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公开发出了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他们果然要闹事，要政变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实现了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遗愿。

“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关于“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和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材料，已经发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些材料，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充分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一致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家知道，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末，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彻底粉碎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后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