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莫斯科：一个革命者和未来改革者思想的形成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他吮吸着知识的营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5，第175页。）。

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当时中山大学共有30个这样的小组，每组25—40人），分到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是将来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都会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组学习的有他的朋友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指陈璧君的远房侄子——译者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这一组私下里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学习小组用俄语授课，这当然影响了教学质量。上课时一半时间用于口译，且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不能给邓小平提供其他选择，没有中文授课的小组，邓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5年却没有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

邓小平并没有气馁，按照他女儿的话说，他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7页。）他抱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很长时间。虽然他的俄语还是像法语一样学不会，但社会学科，包括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得了优秀。学校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也就是在那时，邓小平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周围的环境有助于邓小平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1926年的莫斯科以至整个苏联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旨在布尔什维克的监督下发展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随处可见，包括大学里。国家经济蒸蒸日上，国家和个体生产使市场更加繁荣。新的商场、饭店、咖啡馆纷纷开张。据邓小平的一位同学回忆，“我们这从没缺过鸡鸭鱼肉。……我们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比如早餐，会给我们鸡蛋、夹着奶油的面包、牛奶、肠、茶，有时甚至还有鱼子酱。此外，学校的服务人员为给学生们留下美好印象，在我们吃厌了俄餐时，他们赶快给我们请来中国厨师。从此我们有了吃俄餐或是中餐的选择”（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劳伦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页。）。学生的休息时间组织得也很好：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去剧院。1926年夏天甚至去了列宁格勒游览。（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8页。）

在莫斯科的生活，根本不同于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那时他或是为赚一点点钱而工作，或是靠失业救济勉强度日。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显而易见。马列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的讲话成为学生们的必读学说。“权力永远也不会高于经济建设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19卷，第19页。），邓小平记住了马克思的话。“试图完全禁止、封锁一切依赖几百万小生产者实现的私人的、非国家的交换，即贸易，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政策对于尝试它的政党来说等于自杀。其愚蠢，在于这种政策从经济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说其等于自杀，因为尝试类似政策的政党会慢慢崩溃”（《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43卷，莫斯科，1963年，第222页。），这是他在列宁著作中读到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在最高指挥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进入的一种特殊政策……要削弱资本主义要素培育社会主义要素、要使社会主义要素战胜资本主义要素、要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结语》，《斯大林文集》，莫斯科，1952年，第7卷，第364页。），邓小平思考着斯大林的论断。“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包含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首创精神，允许私人积累，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使其客观上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总之，要对所有农民和他的所有阶层说：要丰富、积累、发展自己的经济。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应该一直贫穷。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的是使我们的贫穷消失的政策。”（《布哈林Н.И.选集》，莫斯科，1988年，第137页。）他分析着布哈林的讲话。

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7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于是他并不情愿地被拉入学校展开的尖锐的派系斗争中。事情发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纽约，1995年，第179页。）较之更关注党务会议的学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而那些在开许多个小时的长会时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饭的学生则被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许多老师对此不满（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第179页。），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他虽曾是列宁近卫队成员，但他也是这世界上最珍视个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33，第28—30页。）。

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译者注）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词根来批判其理论和实践方针。结果，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也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第1卷，第42号。）。

从此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领导竞争。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2—173页。）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