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公费旅游遭举报”咋还有抱怨？

日前，东莞市清溪镇渔梁围村村民向当地纪委实名举报：7月21日，由村委会副书记朱月兴带队，该村首批30多名村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外出旅游，人均花费5880元，全部为村集体出资。对此，该村党支部书记朱汉文回应称，旅游是“村民代表强烈要求去的，我一个人也很难反对。”（8月1日《中国青年报》）

得益于村民的举报、媒体的曝光以及当地纪检部门的介入，这起村官公费旅游事件总算得到了及时纠正，第二批出游计划已经取消，首批出游人员也被通知费用自理。不过，从涉事人员的反应——无论是出游者“如果非要自费，那么谁说的这个话谁就自己来掏这笔钱”的抱怨，还是村支书“村里决定重要事务时，一般村两委会议通过就可以实行”，“如果自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下一步开展工作会非常困难”的吐槽——来看，对于处理结果似乎并不认同。可见，厘清该起事件背后的种种荒谬便显得十分有必要。

诚然，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村里决定重要事务时，的确“一般村两委会议通过就可以实行”。但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而不是说村两委可以临驾在民意之上，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如何花钱就如何花钱。否则，便是对“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立法宗旨的公然违背。

至于“如果自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下一步开展工作会非常困难”的说法就更是荒唐。须知，作为村支书，朱汉文的群众基础应该是全体村民，而非区区几个村民代表。你担心村民代表“在投票环节反对你”，怎么不想想村民代表也是选举出来的，他们就不怕在投票环节遭村民反对？其实，村民代表之所以敢于“逼宫”村支书，悍然要求公费旅游，关键就在于“缺乏明确的决策和公示程序，才使得问题变得这么复杂”。

令人不安的是，像渔梁围村这样将公费旅游当做村官福利的情况并非个案。仅在广东，这些年被媒体曝光的村官公费旅游事件就有多起，期间甚至还有人观看淫秽表演、摸人妖胸部，可谓丑态百出。而这背后是相当部分村官对于公费旅游的“另类理解”。不错，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一些农村，由于经济发达，村集体都会置办产业，拿出几十万元来旅游很轻松。问题是，有钱就可以不经村民同意乱花吗？按此逻辑，那些发达国家的政要岂不可以天天醉生梦死，但事实上，人家有时仅仅因为吃了一盘鹅肝没有事先报备就被解职下台。

之所以会有如此认知差异，核心还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尽管在一些人的眼里，村两委的权力比芝麻粒还小。换言之，只有不断深化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信息公开来清算村级财务的管理混乱，以决策民主来约束村民代表、村干部的滥权，才能避免“钱袋子”被挥霍、遭浪费，村支书也才能挺直腰板向不当的公费旅游要求说“不”。相比吐槽、诉苦，如何做到这些或许才是朱汉文们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