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如何对待礼物？（2）

后来，毛泽东将齐白石送的这些礼物连同其他人送的许多珍贵礼品一律上交国库，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收藏管理。

湖北省蕲春县有一座海拔1244米的云丹山，山麓附近的郑家山一带，盛产一种被称作“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

1951年10月，当地农民王金龙与王金和等人一起，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并表达敬爱之情，就萌发了把优质水葡萄米当作“礼品”向毛泽东寄送的想法。人们一呼百应，纷纷找王金龙，找土改工作队，要求把自己家里刚刚收到手的新鲜水葡萄米寄给毛泽东。盛情难却之下，土改工作队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把各家拿来的水葡萄米，凑成整数寄到北京中南海，送给敬爱的领袖毛泽东。

50斤水葡萄米寄出后的第46天，王金龙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湖北省领导张体学找到他说：“你们寄给毛主席的水葡萄米，毛主席收到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你们寄来了钱和信。”说着就把钱和信交给王金龙。王金龙收下了信，可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着急地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穷苦农民的今天，他老人家吃这么一点我们自产的大米还要付钱？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郑家山人都不会收。”当时毛泽东像刚刚发行，还远未传至县城。张体学见王金龙坚持不肯收下毛泽东寄来的米钱，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大包领袖像交给王金龙，王金龙只好遵命，喜滋滋地收下了这份贵重礼物。

王金龙开完会回乡后先到了王金和家，迫不及待地一古脑儿讲述了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款复信的事。王金和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合不拢嘴，拿起毛主席像翻山越岭送到郑家山家家户户。郑家山人高高兴兴地把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堂屋墙上，并奔走相告：“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

翌日，郑家山召开群众大会，王金和宣读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的回信：“……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建国初，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特别关注。每次达赖、班禅来京，毛泽东总在颐年堂会见他们。有一次，西藏头面人物托人送来一块金表，那表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含金量很高。

工作人员收下金表后，想要毛泽东把金表戴上，好让他把原来的旧表淘汰掉。

可是，毛泽东对金表毫无兴趣，吩咐工作人员说：“不换，明天就把这块表上缴特会室去。”特会室是专为中央领导同志管理经济的，也管礼品。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遵命把这块金表上缴到特会室了。

1959年9月，毛泽东又收到一份寄自湖北鄂城县灵泉寺住持融广之手的礼物东坡饼。融广为报答共产党对被战乱所毁坏的该寺庙多次整修之恩，授命寺僧用最好的原料，采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了12个当地名吃东坡饼，同时请鄂城县京剧团的同志代写一封书信，寄给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灵泉寺写了回信，大意是——

寺僧亲手精制的东坡饼已收到，现寄来东坡饼款，并向你们表示感谢。中共中央早有明确规定，禁止任何集体或个人向中央领导赠送礼物，希望今后不要再寄。

10月份，融广住持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信件后，立即组织全寺僧尼传阅，并激动地对大家说：“毛主席如此廉洁，老衲佩服，佩服！”

此后，融广亲自将此信件用镜框嵌好挂在庙中大堂的右侧墙壁上，表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对情节较严重者，毛泽东不管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为了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还决定：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20世纪60年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时，说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后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把茶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给梅家坞茶场，并表示感谢。不独如此，毛泽东对湖南家乡人送来的腊鱼、腊肉等，由于不便退还，也是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经常要会见外宾。外宾来访时常会送一些贵重礼品给毛泽东，这些礼品有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毛泽东只浏览一下后便嘱咐交公。毛泽东的“管家”有时劝毛泽东留用一些，说：“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个人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毛泽东却回答说：“不行。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主席的，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比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就上行下效都可以了，那样的话，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处置这些礼品，毛泽东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交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若是水果，就送幼儿园；若是茶叶，则送身边工作人员。“管家”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这些水果、茶叶送给江青和自己的孩子们。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作自用。毛泽东之所以留下这少数几件礼品自用，是因为和送礼人有着特殊的私交。由于形成了铁定的制度，许多礼品常常未经毛泽东过目便直接上缴国库。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浪潮骤起，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看着主席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无私操劳，心力交瘁至此，着急心疼至极的“管家”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破例被他喝掉了7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