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如何对待礼物？（4）

1972年8月间，中联部的几位同志陪外宾到延安。当时此地新品种西瓜刚好成熟上市，外国朋友吃着赞扬说：“很好。”在中联部的同志回京时，当地的同志特意挑了两个不大的西瓜托中联部的同志带给周总理。可是回京不几天，中联部的同志就给延安的同志打电话说，周总理谢谢大家的心意，但西瓜退给中联部了，周总理说以后不要再带东西。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他一边爱不释手地翻阅，一边说想买一套带回去。于是，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总理当即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道：“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直至临走也都只能忍痛割爱、挥手作别他视如珍宝的《龙门二十品》拓本。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总理的20多年生涯中，周恩来收到的“国礼”有4000余件，这些都是指明送给周恩来个人的，很多礼品上甚至还专门刻下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数千珍贵的礼品，周恩来自己一件都没留用，哪怕是一块手绢、一本书，全部悉数交公。这些礼品周恩来基本都只在他接受礼物的时候看了一眼，以后就交给有关部门，他自己再也没有看一次。

刘少奇：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1966年3月至4月，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受到热烈欢迎。

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期间，永仓乡民运队长陈映培养的妇女积极分子王志云看到刘少奇白天经常走访群众，夜晚在煤油灯下批阅文件写文章，熬到深更半夜才休息。因为劳累过度，缺乏营养，身体瘦弱还时常咳嗽。她便想对首长表示一点心意，送去同志的关爱。

一天下午，王志云把自家养鸡下的30只鸡蛋放在篮子里，借向刘少奇汇报工作的机会，把鸡蛋送给他。

刘少奇笑眯眯地说：“志云同志，谢谢你的美意，鸡蛋我不能收。”王志云问：“为什么？”刘少奇说：“我这里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比起你们的生活好多了。再说，鸡是你们农民的小银行，还请你把鸡蛋拎回去吧。”

经过一番推让，最后实在没办法，刘少奇说：“把鸡蛋收下来。钱是要给的。”说罢，就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江淮票子交给王志云说：“情意我领了，但钱你要收下。俗话说‘瘦头财主穷大方’。我们共产党有了你们这些好心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何愁日本鬼子打不垮，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不仅严于律己，对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同样高标准、严要求。他一贯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或办事，不许对有关部门或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便发表意见，不许以“少奇同志”的名义压人家。他还为工作人员明确定立了“四不准”的规矩：“每到一地，不准要人家接送；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准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刘少奇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视察，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块带有寿字的大蛋糕。刘少奇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然后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刘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经常出国访问或在国内接见外国友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时常送些礼品。这些礼品中，大到钢琴、电视机、高级照相机，小到各类名牌手表、高档食品以及各种珍贵的工艺品、装饰品。所有这些，刘少奇都如数上交给国家。有一次，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给他。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

还有一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一个毛竹笔筒，赠送给王光美一条三角披巾，还有一些小工艺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美术馆。工作人员当时想：“一个小毛竹笔筒放放笔，有什么不可以呢？”可刘少奇却认为：自己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委托他为人民办事的，不能利用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从中捞取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