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愈来愈仇富仇官？（2）

以此观之，在美国即便是一个打工者也有成为大富豪的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让公司市值提升，老板就愿意与管理者利益均沾。而且，库克造富成功并非具有排他性和偶发性，在自由流动的经理人市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耀眼的CEO，他们的机会是均等和公平的。恰因此，即便库克拿到了天价高薪，也不会遭致多少非议，反而会有更多拥趸竞相跟随其努力攀越的足迹。更进一步讲，美国既有个税制度不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众的作用，而且较高的遗产税税率也削弱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传承能力。良好的税制环境安抚了贫富阶层间的对立情绪，且强化了凭借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社会理念。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资源公平配置当得到更多关注。政府部门在督促富人们反哺社会的同时，也应当通过对相关制度构建的拾遗补缺，让民众获得更加广阔和公平的创富阶梯。

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员一夜暴富的捷径。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商界依托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结而“落马”的企业家举不胜举。企业家因官商勾结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亦官亦商、钱权互动的明潮暗涌下，“政府越大、市场越小”乃注定的经济结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是一颗从体制硬土中破壳的种子；而他们的经历、感悟、思想、观点，则是折射商业发展史的明镜。

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富豪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争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的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它不仅没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业和品牌，还会窒息健康的商业文化，毒化市场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如果官员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便很难发生上述践踏法律、“公私共权”的官商共同体。官商一体的出现，使社会存在可滥用权力的空间，官员可利用其谋取最大利益，企业也会为获取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的利益而向权力靠拢。用财力影响权力的实施，用权力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开辟违法途径，企业在经营中一旦搭上权力这部“战车”，必定践踏法律、无视规则。

那么，为什么当今老百姓对一些富人和官员抱有“仇视”心理呢？我想，还是这些富人和官员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原因所致。

原本“为官者”都应该是些具有正义之气、才俊之象、善良之德的人。但是审视当下的一些为官者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并无超出一般人的才华和德行，相反却只知道攀龙附凤、虚情假意、吃喝嫖赌、玩物丧志……你看，如此为官者，百姓焉能不烦、不嫌？并且，更有甚者一些为官者损公肥私、狐假虎威、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你看，如此为官者的如此作为，百姓又怎能不恨、不仇呢？如此这般模样的为官者，难道说还不是在“自己埋汰了自己”、“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吗？这样的为官者不为百姓所唾弃、所憎恶、所仇恨，那才奇怪呢！

我没听说过一个为工作而尽职尽责、为百姓东奔西走地谋福利的官，百姓不去称赞他、不去敬仰他、不去感激他的道理。孔繁森、焦裕禄这样的官，老百姓能去烦他、嫌他或是恨他、仇他吗？因此，一个为官者若不为百姓着想，不去干人事，老百姓就会厌恶他、憎恨他。可见，仇官的人绝对不是盲目地仇官，更不是见官就仇。仇官的人是在仇那些贪官污吏和那些欺压百姓之官。这是自然的。因此说，“仇官”的本质是“仇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