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冷眼一看，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国际共运研究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教授多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多了，每年获得此类学位的硕士、博士多了，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多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本学科全国只有3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和不超过10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教授不过十余人。现如今，全国有科社与国际共运博士学位授予点26个，硕士学位授予点94个，教授数量已逾百人。然而，在这种表面辉煌的下面，国际共运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其突出表现是整体学术水平不高，作为学科主要支撑的真正学者日渐稀缺。比如，一本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重点编写教材，无论它的首席专家还是全书的内容，或是全书使用的文献都显得那么苍白乏力。其实，国际共运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形成与演变，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与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扩展和曲折，以及构成国际共运的无数人与事，都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国际共运学科各种资源的枯竭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对象的消失，恰恰相反，即使从实用角度说，中国学者也应重视对它们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这种研究比以前更为重要。然而，问题在于怎样进行研究，国际共运研究到底是能够持久的学术，还是痛快一时的政论？

国际共运研究需要正确的定位

本文谈及的是学术研究，而非政论。何谓学术研究？依笔者自己的粗俗理解，它应当是研究者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对某个或某些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仔细探讨，形成知识产权独占的看法的过程。学术研究需有端正的研究态度，客观的研究对象，适当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丰满的研究结果，而所有这些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研究定位。

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等在现实生活中有独特地位的范畴为主要内容，国际共运研究往往也因对象的特殊性而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学科定位的政治性重于学术性，甚至被赋予了诠释真理、为人类指点迷津的宏大使命。事实上，即使往大了说，国际共运研究及其成果不过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支线领域，不可能处于“垄断市场、垄断行业、垄断品牌”以致“垄断真理”的地位。如果往小了讲，国际共运研究能否作为长期存在的独立学科在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因为它本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衍生物，地位高低、作用大小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制度发生改变之后，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门机构都不复存在了，相关内容都被置于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里。所以，国际共运研究带有极强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它既非存续古老又非自然而成的，对现实政治有很大的依附性。正因如此，国际共运研究时常被置于不胜寒之高空，时有远离和曲解丰富的现实，时有歌颂和诠释同样被从历史或思想史中单独抽出来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门似乎人人可为之的“学科”。就目前而言，新入门者少有“科班”出身的，事实上从学科意义上国际共运研究已无“科班”可言了，因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几个有国际共运本科专业的高校已有20多年不招生了。于是，文史哲理工医，不论来自哪门哪科，都可入国际共运研究之“行”，国际共运研究之门因而也被公认为既“好进”又“好出”。这不是说不能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没有丰厚的专业积累很难有高深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共运越来越成为脱“学历之贫”、“学问之贫”和“学位之贫”的一条“好走的路”。

学科定位高了，国际共运的研究者中也有许多人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救国救民救世界”之宏大意义。对这些研究者来说，肩负的历史使命似乎远远高于承担的学术任务，超越学术意义的政治价值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衡量标准。研究者自身好像也因研究一切思想中最杰出的思想，一切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一切政党中最优秀的政党，一切社会制度中最美好的制度而得到了无限升华，成为非同一般的学者。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言必称马列教导，文必引马列经典，胸怀一些让俗人看起来有些不着边际的大志，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了一种独特并有些盛气凌人的气质。

如此这般的研究和研究者，使得国际共运研究长期缺少支撑的“地气”，飘浮在空中，曲高和寡，相关的国际共运研究成果少有“长命者”。如果真像诸如纯粹哲学、纯粹数学那样的学问，深奥和清高似乎也无可非议，这或许是“阳春白雪”的属性使然。但是，国际共运研究地位虽高可并不深奥，研究者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就是大多数人参与并且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彻底解放，所以，关于这种运动的研究和研究者当属“下里巴人”之列。可是，研究地位被政治所“抬高”，研究成果为使命所“神化”，研究者刻意追求的目标也多半是“非学术性的”。如此这般，国际共运研究在社会科学圈子里的路越走越窄，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