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研究的困境与出路（2）

国际共运研究应是现实政治的“医生”

学术依附于政治的直接结果，就是失去了自我，国际共运研究在这方面的弱点尤其突出，随现实政治的“风向”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它的一大特色。重点研究什么事件，什么人物，什么思想，什么组织以及如何评价它们，主要取决于现实政治需要，而非它们的纯粹的学术价值。换句话说，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小取决于它的现实政治意义。

上世纪末，笔者曾参与撰写了《国际共运史学百年》一书，对此有比较深的记忆。社会科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学术研究不能太功利化，更不能成为错误政治的帮凶。失去自我的学术，就难以谓之学术。比如，现实政治强调的是革命，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思想，以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这样的实践。现实政治强调的是改革，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这些思想家改革和建设的理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总之，学者们重点论证的就是现实政治在理论上如何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怎样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相一致。不夸张地说，看看国际共运研究文献的目录，就大体上可以判断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主题。反之，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主题也基本上能推测出国际共运研究的重点。对社会科学来说，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做到了，其社会价值也很难快速体现。问题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可以结合，但不应是失去自我判断的逢迎。保持自我的结合，学术可以促进现实政治的发展；而失去自我的逢迎，学术研究难以起到校正、补充的社会功能。一个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医生，一个社会的顺利发展也离不开“医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就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治病医生”和“保健医生”。医生的使命是“治病救人”，但开出的医方都是“难听的”或“难吃的”。哪有好吃的“良药”呢？“甜言蜜语”在大多时候都是“毒药”。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非常复杂，其发展也很曲折，对许多思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都受制于这些复杂和曲折。反映在国际共运研究上，许多研究成果随现实政治的“风向”从左向右不停地摆动，评价定性大起大落，既少有也难有学术标准。比如，布哈林、纳吉、铁托和赫鲁晓夫等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主张，在上世纪50～60年代都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当时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都是论证这些思想主张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而这些历史人物也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时过境迁，当改革成为现实政治的主题时，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似乎又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驱，而他们本人又程度不同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改革的先驱。

必须承认，面对强悍的现实政治，学术(包括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是弱势的。学术研究能否自我或者自我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现实政治是否宽松和宽松到什么程度。所以，没有理由单单地责备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许多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在国际共运研究文献中的定性，都是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或者由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种不断变换着结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大打了折扣。

国际共运研究需要操作层面上的方法

不要说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就是与社会科学的其他一些学科研究相比，国际共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都是比较突出的。表面上，各种研究成果都声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即使可以算作一种研究方法的话，那也只是一种指导思想层面的方法，既不是全部，更不能代替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方法。

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但非轻而易举可以为之，需要适当并且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花大量的研究时间，这相当于工科研究的实验室过程。珍妮·古道尔在非洲原始森林中用了38年的时间研究大猩猩，最终发现大猩猩会使用工具和具有丰富的情感，她因而成为著名的动物学家。可是，在国际共运研究文献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证明”，“显而易见”之类的短语非常多，连接两种现象的往往就是这些短语，轻而易举地以这类判断将甚至是很艰难的研究过程替代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真的能说明任何不同现象之间的具体联系吗？历史是如何“证明”的？怎么就“显而易见”了？说不清楚这些，得出的结论就是武断的或苍白的，因而也就是没有说服力。几个那样的短语弥补不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只能成了唬人的“大帽子”。

其实，在国际共运研究中，如果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比如，在谈到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时，许多文献都说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其中之一。一般而论，这样说好像是有道理的。如果苏联的经济发展强于美国，东欧的经济发展强于西欧，苏东剧变估计十之八九是不会发生的。问题在于，什么叫经济建设没搞好？没搞好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导致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甚至国家的解体？也就是说，经济建设没搞好与政治制度崩溃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再比如，关于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的原因，发展比例失调差不多是国际共运史学界的一个共识。可是，四对六是比例失调，九对一也是比例失调，到底哪种比例失调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崩溃？比例失调的临界点在哪里？不仅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同样需要“量化”的研究。比如，是什么促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鱼和水”到“油和水”，再到“火和水”的转化？党群关系逆向转化有没有一个质变的节点？苏联东欧剧变、党群关系、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是国际共运史学界近十几年的研究重点，其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为过。但是，绝大多数成果是随着政治大气候写出来的，而少有运用某种具体的和操作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出来的。这样的成果虽然表面气势恢宏，虽然政治理论水平貌似高深，但学术生命很难持久，多半昙花一现。真正的科学研究需要一个按照具体方法进行的“实验室过程”，采集数据，分析数据，精心论证，最终得出知识产权独占的结论。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具体的方法，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固然重要，但那也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而不是具体应用上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都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政治价值观或指导思想，虽然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代替不了价值观念中立的具体研究方法。国际共运研究的各种成果差不多都重前者而轻后者，或者说有前者而无后者。其结果，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一时的，并且政治价值大于长久的学术价值。正因如此，国际共运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地位始终不低，而学术地位却是一直不高，而且有每况愈下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