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研究的困境与出路（3）

国际共运研究内容应当有血有肉

由于上述原因，国际共运研究成果不论是文章还是著作几乎多半都是板着面孔、正襟危坐的，内容深奥但阅读起来又轻松的作品十分少见。在“世界社会主义概论”的课堂上，学生曾经对笔者说，他们最不喜欢读的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因为它们太正统了，都是干巴巴的，缺血少肉。

平心而论，这种现象还是根源于国际共运研究者的一种误读。国际共运的研究对象，不论思想和理论，或政党和社会运动，或国际组织和社会制度，或政治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是研究者们“学问化”把它们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或“妖魔”。丰富多彩的生活完全可以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反映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杰作《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它的突出之处除独特的思想之外，语言生动也很明显，而非板着面孔的说教。比如，他们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葛优、巩俐和姜武等人主演的电影《活着》，李仁堂主演的《青松岭》，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二子开店》，张双利、石小满和谢联等人主演的《大碗茶》等影片，虽属文化作品，但展现的却是高度真实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境况，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同样的内容放在国际共运研究当中，在经典的著作、高深的经验和教训的帮衬下，许多成果都变成了“木乃伊”和“猪排骨”。它们突出的是论证的政治正确性，而少有的却是构成文献灵魂的思想和耐人回味的语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作品如此，国际共运研究更应如此。

学术是独特思想打造的，而不是门面装饰出来的。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位学者把一句普通话变成学术语言的事。这句普通话是“一个老大娘到自由市场卖了一篮子鸡蛋”。变成学术语言之后，它就成这样的：“一名老妪，携带若干鸡卵，来到一个特殊场所，实现了价值的转换。”笔者认为，学术主要不在于外表，尽管它有自己的规范，引经据典，频加注释固然必要，但是，这些都是形式，灵魂是那些作者知识产权独占的东西，特别是独到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除此之外，让读者看得懂并且愿意看的文字也很重要，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学术不能脱离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现实，不能闭门造车，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

若干年前，笔者读了闻一先生的《山外青山》。按国际共运研究的通行标准，它肯定算不上是学术。但是，笔者认为，这本书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学术著作。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曾被金色光环层层包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面充满着谎言，被神话了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用民心和民愿的领袖个人意志的表现，被描述成到处“红莓花儿开”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一个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的旋涡，对“人民之敌”和“祖国叛徒”进行的残酷镇压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骇人听闻的冤案。读者还可以看到附在苏联社会主义身上的许多“恶性肿瘤”，如体现在修建胜利纪念碑和胜利公园过程中，连最高领导人都奈何不得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尔虞我诈的阴暗面，体现在焚书过程中对文化的无情摧残和对思想的专横垄断，体现在“大元帅服”和“斯大林奖章”上的无可复加的个人崇拜。读完这些，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叹息道：原来如此，这样的苏联要是没有垮台那才怪了呢。所以，这本书的说服力远比那些高度概括、深度分析其内外若干原因的文章强得多，说服力也大得多。

国际共运研究的出路

面对国际共运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和所面临的困境，许多原本属于国际共运研究圈内的学者纷纷转行从事别的研究，成为俄罗斯政治与外交，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西方政治思想史，外交学，政治学以及其他领域著名的专家。与此同时，年长辞世的和到龄退休者越来越多，从事国际共运研究的知名学者日渐稀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运研究的处境更为艰难。就研究者来说，许多客观条件难以改变，只能是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如果能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国际共运研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国际共运放到比较政治学中去研究，使其高高飘在空中的具体内容回到它们本来应该就在的地方。

首先，把国际共运的理论放到整个人类政治思想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国际共运的重点研究对象，但是，应当把它放在特定的时空里，而不是使之超越特定的时空，成为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者应视马克思主义为不同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一种政治思想，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政治思潮的联系和区别，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演变与相应时空当中的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研究者就会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凌驾和超越一切政治思想，唯一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其结果就是削足适履，变化多端并且丰富多彩的现实被僵化的理论塑造得毫无生气，甚至日益枯萎。与此同时，原本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主义也大受伤害，失去活力与灵魂而成了离世隔空的“教条”。与此相适应，必须承认这些思想家都是特定时代的人物，不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后世的研究没有理由因这种局限去诘难他们，但也不能无视这种局限而神话他们。

其次，把国际共运的实践放到整个社会运动中去研究。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的德国十月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等，毫无疑问都是重要的甚至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国际共运研究往往单独把它们挑出来，并赋予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无限意义。其实，与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都有特定的发展环境和具体的复杂内容，分析研究这些环境和内容可能更为重要。用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思维定式(如参与者，领导者，目的等等)去遴选不同时期的社会运动，把差别很大的一些社会运动集合在一起，再专门研究它们具有的特殊性。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夸大这类社会运动的某一方面特点并将它规律性或原理化，而作为社会运动共性之处在不同程度上被剥离了。这样做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社会运动失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也是如此。不论有什么特殊性，它们都属于社会发展，首先要用通行的社会发展标准来衡量它们的长短优劣，而非认定它为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为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不足做辩护。笔者访问中东欧国家，在谈及苏东剧变原因时，一位匈牙利学者说：“人都没做好，怎么可能做好人呢？一个社会都没有构建好，怎么可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呢？苏联东欧不剧变那才怪了呢！”此话虽简，但含义令人深思。

再次，不要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去研究国际共运的人物、思想、运动、组织和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分化，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分离。争论不断，但少有以和解而告终，大都是以分化、分裂和分离结束。国际共运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结论性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可是，争吵多于团结，分裂甚于统一，整体力量不断削弱。在某种意义上，苏东剧变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斗争的一种结局。这又如何解释呢？这种现象反映在中国的国际共运研究中，那就是研究者坚定地站在其中某一派的一边，与这一派相契合的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之就是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未成曲调先有情”，这样的研究主题和结论都随现实政治需要而早就定下了，学术性和科学性几乎无从谈起。只有不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被研究的国际共运的人物及其思想才能显露其本来的面目，研究者对他们的长短曲直才能做出自己的并且可以留给历史的判断。

最后，把国际共运当作学术来研究。虽然从大处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承了文明，也积累了知识，但对多数研究者来说，某种具体的学术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职业甚至是谋生手段。所以，如果有使命感的话，那也不是救国救民救世界，而是将真正的学术成果留给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理解学术的灵魂，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富有人文精神的笔墨写就自己的学术成果，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自以为垄断了真理或者拥有真理的诠释权。不能以一个人有限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去丈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一个人的见地为坐标去评判研究对象的功过是非。

如何研究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非一个人微言轻的学者所能解决。本文谈及的观点可能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但是笔者真实的所思所想。笔者从大学接触国际共运课程到后来以国际共运的教学与研究为职业，弹指一挥，时间已过30年了。对前文讲的国际共运研究中存在的那些问题，笔者有极深的感受，而且同样没有摆脱那些羁绊。不仅如此，自己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上述缺陷远远甚于其他学者。或者把话反过来说，其他同行在对国际共运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得远比笔者好。所以，此文也可谓是笔者的自我反思。不要说与有几十亿年历史的地球、几万年历史的人类相比，就是与几千年历史的人类文明、几百年历史的工业文明相比，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存续时间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不用说时间更为短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所以，国际共运的研究者要明白自己的时空定位有多么渺小，不能只用自己的生命长度去丈量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只用自己的视域去审视世界。只有这样，研究者的心境方能平和，研究及其成果或许才能“几近于道”。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