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治：两种观点和两个视角（4）

2.第二种视角：微观分析

微观分析主要是从村庄层面探讨小块土地与村庄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谢林曾经对此做过分析，“乡民的政治经济将社会关系和统治的网络连结于土地——乡民的福利和家庭地位的决定因素。乡民的土地代表人际关系的地图，而非西方观点中不带私情的地块。这个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以社会控制的阶层制度加以组织”。他还总结到，“土地总是独具声望和影响力，不能以纯粹的经济观点解释。土地就是权力，而权力就是土地和地主所拥有的地位”[35]。沃尔夫、谢林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政治的关系论述是从微观角度的分析，但是他们在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比宏观分析学者更加明晰、更加具体。

黄宗智先生是将小块土地与村庄权力之间的关系论述完整的第一人。黄宗智先生从实证的角度，利用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冷水沟、沙井、侯家营三个村庄的数据，证明了凡是村庄的首事(指出头管其事的人或头面人物)都是有土地的农户，没有土地的农民几乎没有当首事的，而且当了首事后土地基本没有增加，相反还有一定比例的首事卸任后，土地有所减少。他用调查数据证伪了张仲礼、瞿同祖等人的观点——先有身份后有土地，土地并不影响村庄政治。同时他也用河北、山东6个村的数据证实了宗族头人能够主导支配村庄，与其拥有土地分不开。同时他利用这些数据证明了自耕农不仅是村庄治理的基础，而且本身就是治理的中坚。黄宗智先生的逻辑是：小块土地——农民分散——与外界隔绝——国家通过赋税影响村庄——没有显赫人物——国家在农民心中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国家财力不足——赋税通过士绅和头人征收或者代垫——从而士绅与头人成为村庄权力的核心——也成为沟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桥梁。由于自然村的闭塞性和内向集聚性，从而形成了士绅、地主和宗族头人主导、自耕农参与和支持的村庄政治权力结构。黄宗智还引用萧公权文中的一句话说明了村庄权力的形成机制：当时中国村庄的头头，多是该村公认的自生的领袖，一般来自村中最有势力的家庭[36]。“公认”是自耕农的公认，“自生的领袖”说明不是政权委派的，也不是竞争产生的，而是本身就具有影响力的人自然而然形成，或者小农拥护而形成。

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直接的因果论证，要么如马克思从宏观层面、一般层面论述，要么为论证村庄与国家关系而间接涉及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研究格局呢?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都以村庄为研究单位，经济学以农民、农户为研究单位，但不考察政治问题，因此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不在考察之列；二是学者们大多论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解释小农受到外部冲击的集体行动——革命、运动、造反、起义等现象，很少有人关注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微观机制。这就导致了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与村庄治理之间关系研究的裹足不前，即使有学者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只会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或者不加实证的联想：小农与传统村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没有具体的经验材料和逻辑实证。

三、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的基础

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小块土地直接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这是直接影响；二是小块土地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从而乡村社会再影响乡村治理，这是间接影响。

1.小块土地的社会效应

小块土地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影响，对乡村社会特别是小农的心理、小农动机、小农行为都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小农的“五种性格”。

内向性。小农只有一块能够养家糊口的土地，土地是家庭生存的基础，也是就业的载体，为了生存小农必须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小块土地上，甚至不惜“内卷化”。“乡土束缚，就是指种田的人，被土所束缚，一切农村社会，均有此限制。……乡土束缚从何而来呢?很简单，在土地上耕作的人，衣食等直接依赖土地。土地是直接维持生命的工具。因此人们就不能离开土地。这是农村社会的第一个特征。”[37]为了就业，小农必须与土地绑在一起，同样土地与小农的家庭绑在一起，小农只将眼光盯在土地上，盯在土地上面的庄稼。对村庄的其他事务、对国家都比较冷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小农可以看着帝国倒塌，可以看着皇帝被赶下台。中国有句俗话能够说明小农对社会和政治的冷漠：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关注土地使小农眼光向内，只关注自己家里的事情，不关注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形成了内向性、内聚性的性格，所以小农的这种特点使乡村社会很难组织，很难实现跨区域的合作。

保守性。小块土地使小农时刻面临着生存安全和社会风险，小农经营小块土地时，不是考虑能否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是考虑获取长期利润，首先考虑的是家庭生存，小块土地提供的不是最大化利润而是最大化产量。因为要保证生存安全，小农不敢冒险、不敢创新，守旧是小农的最大特点。小块土地使小农应对风险的能力比较低，小农经不起折腾，因此小农最相信的是自己的经验，根据传统经验来经营。小农以经验来经营小块土地，长期对经验的依赖，加剧了其保守的性格，害怕外来新生事物。马克思指出：“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38]费孝通说过：“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地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祖先的经验。”[39]

依附性。不管是佃农，还是中农都对支配、影响其生产的士绅与地主有依附性。马克思认为，“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于社会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国家的一切痛苦和穷困”[40]。虽然小农经营小块土地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求助社会和市场。但是小农的小块土地也决定了小农的能力，许多问题无法依靠自己解决，如水利灌溉问题，小农自己不能解决，需要依靠村庄或宗族；小农的资金融通，也只能依靠村庄的富裕农户或者宗族。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小农只能依靠村庄或者宗族提供生产方面的服务，小农需要村庄或宗族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庇护，因此这就使小农对宗族、村庄形成了一定依赖性，从而降低其自主性。另外，小农生产就像大海中的小船一样，有随时覆灭的危险，其危险来临时又加剧了对士绅和地主支配村庄和宗族头人控制宗族的依赖性。

不流动性。“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41]小农将精力放在小块土地上，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外出务工经商，而且小农回避风险，尽量避免与市场打交道，而且只有极少部分的产品在市场销售。前者使小农不能走出村庄，后者使小农不愿意与市场打交道。更为重要的是小农相信经验、守旧的心态使其自锁在村庄、自闭于社会。小农自锁和自闭的心理和行为使小农交往范围较小、交往能力差。所以传统小农的小块土地决定了小农的流动性低，小农的社会化程度低。

胆小怕事。小块土地及其生产方式也改变和影响着小农的社会心理。一是胆小，小块土地使小农的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而且小块土地决定了小农的收入很低，能够支配的资源比较小，所以小农做事交往的胆子比较小，中国农村有句俗话，“口袋无钱胆子小”。二是不惹事，小农一般不会主动惹事，一则没有能力惹事，二则没有必要惹事，三则没有机会惹事。三是怕事，小农不仅不惹事，而且怕事，见到事情都要躲，中国农村也有句俗话，“树叶落下来打破脑壳”，农民最怕惹事上身，最怕麻烦。这种性格决定了农民不会主动参与社会，主动参与村庄政治。农民的不参与、怕麻烦又为士绅地主治理村庄、主导村庄提供了机会，也使农民成为最易治理的对象。

占有、经营小块土地的小农五种性格就形塑着传统乡村的权力格局。“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成构成了国家赖以创建社会秩序的条件”，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五种性格同样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同时五种性格也给士绅、地主、宗族头人发挥利用的空间。一弱一强，形成了乡村精英主导的村社自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