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林：科学践行群众路线

李松林，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主要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与国共关系史等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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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中共中央为什么特别强调群众路线

（一）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需要

围绕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这是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历史上我们非常重视从严治党，1939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共产党人发刊词》，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看待。 为什么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党是建立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之下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确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是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新的伟大工程，比毛泽东的伟大工程多了两个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仍然要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看待。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定里面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重大命题，也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了深度论述，提出了五个条件之说。在党的十八大上锦涛同志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们说这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行动纲领。为什么？

第一，将党的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使党的建设立于科学基础之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已经写入十八大党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人所未开创的改革事业，它既要面临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承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困境与社会矛盾。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解决社会矛盾，只有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不断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我们现在就是要在科学发展基础上来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我们都知道十六届二中全会上，锦涛同志强调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只有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挑战。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十七大我们不仅强调了执政能力建设，而且强调了加强先进性建设。十八大又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十八大的提法多了纯洁性三字。为什么？为什么十八大特别强调了党的纯洁性？我认为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的。一是基于党情的变化。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强调纯洁性是因为我们的党情发生了变化。二是基于干部提拔存在的问题。我们党内干部队伍在人才选拔上存在带病提名和带病当选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都属于带病提名、带病当选，几乎所有揪出来的干部都是如此。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和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先进性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三是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因为我们要建成学习性、服务性、创新性政府，作为执政党也必须要做到这一条。

正式基于上述认识，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我们都知道“四个考验”是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提出来的。“四个危险”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里面提了两个，到了“七一”讲话锦涛同志又加了两个危险。提出“四个危险”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以上原因习近平同志讲到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

为什么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呢？今年4月19号政治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展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6月18号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对未来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了具体部署。习近平强调当前党委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好的，在联系人民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不少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总体上对我们党的队伍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面临着群众反应突出强烈的问题，一些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四风”问题严重。我们知道延安整风，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整风就叫整顿“四风”。那“四风“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关于“四风”的问题，我最后和大家一块解读。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加以解决。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习近平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三个必然要求说明了我们开展这场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新形势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需要

我们党在92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1.毛泽东时期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期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方面是严厉批评和挽救，一方面是严格治理。我把毛泽东的治党思想作了一个扼要的梳理。有五个方面。第一，1929年的古田会议强调从严治党。古田会议决议保留了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面，标题就叫《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了深度分析。第二，延安时期强调要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看待。而且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第三，延安整风是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标准当时相对是比较高的，说明毛泽东认识到党的建设极端重要性。第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要注意成为执政党以后的考验。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而且强调了“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就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好。毛泽东时期从严治党的典型案件有黄克功案件和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2.邓小平时期

邓小平关于从严治党的思想有这么几条。第一,强调不杀住腐败之风，党和国家就会变质。他说自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要估计到这样的形势和这股风来的很猛，我们党坚决杀住这股风。邓小平说如果这种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第二，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反对腐败。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看到经济没有问题，经济总量上去了，我们已经全世界排名第二位了，我们的经济抓得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在精神方面手不够硬，所以导致今天党内腐败的严重性。第三，强调中国要出问题，最终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小平同志谈到了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惩治腐败讲了多次，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在党内，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搞具体事物，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戒不足。

    3.江泽民时期

第一条，强调治党不严会亡党亡国。大家还记得，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去延安，他看到未来的发展必然是共产党执政。他就问毛泽东如果共产党执政了以后，共产党能不能跨越历史发展周期率。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就是一个王朝忽亡忽兴，一个王朝二三百年，最多三四百年，共产党能不能跨越这个历史现象，不至于二三百年就垮台了。当年毛泽东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说我们能跨越这个历史周期率，为什么能跨越？因为我们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民主二字，人民群众可以监督我们。我们今天监督程度很显然是力度不够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而且会招致我们党的毁灭。第二条，强调不能把从严治党同“左”的做法混为一谈。有些人把从严治党和“左”联系一块了，有些领导认为严就是“左”，因此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这显然是不对的。第三条，强调要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如果说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半瘫痪状态，在群众中不起任何战斗堡垒作用，不起政治核心作用。这样的党组织党员再多又有什么用？江泽民同志也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他说既有外部的原因又有内部的原因，既有主观的原因又有客观的原因。第四，对治党不严进行了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它们的那一套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我们。江泽民时期从严治党的案件有陈希同案件、成克杰案件、胡长清案件

    4．胡锦涛时期

第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锦涛同志认为我们今天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第二，强调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繁重。2008年9月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事件反应出我们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管理松驰、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第三，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为什么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其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而且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党。 其二，中国共产党具有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的党。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的党。所以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必须把我们的党严格治理好。胡锦涛时期从严治党的案件有陈良宇案件、李真案件、王立军案件、刘志军案件。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付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梦。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依靠人民来实现这个梦想。习近平阐明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和动力源泉，核心价值就是要不断地为人民造福，动力源泉讲的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同志强调了实现中国梦要凝聚中国力量，而凝聚中国力量就是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力量，凝聚中国56个民族和整个世界的华人的力量，就是凝聚13亿多中国人的力量。

（五）出于接受苏东剧变教训的考量

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都知道苏联是拥有2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在没有任何外敌入侵和特大的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这个国家完了。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没有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的利益，损害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第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体制导致了苏联经济停滞不前，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我还得做一个说明，计划经济模式不是一无是处，计划济模式曾经创造了苏联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了美国的总统罗斯福把计划经济模式引进到美国，这就说明计划模式不是一无是处。但是苏联人把计划经济模式给僵化了，其结果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停滞不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苏联经济增长率是7%，到了80年代变成了2%，80年代后期长期的停滞不前，1990年苏联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第二年就解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掉下一个百分点，将失去1000万人的工作岗位。西方国家失业率高就是因为经济的不发展，我们现在必须保证我们的就业。

第二，特权和腐败损害了党的公众形象。我们都知道列宁时期苏联已经开始出现官僚化，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有人算了一笔帐，苏联的官僚阶层是75万人，加上家属就是300万人，300万人的官僚阶层考虑的是300万人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整体苏联的利益，导致形象受损。

第三，错误的政策造成党群对立。首先对农民剥夺过多。斯大林时期，为了发展重工业，不顾当时存在的严重的农业与农民问题，迫使农民将一半收成交给国家。到赫鲁晓夫时代，农民甚至连身份证都没有。其次，苏共没有同知识分子建立良好的关系。再次，苏共对外经济政策严重失误，沉重的外债包袱加重了本国的经济危机。最后，民族政策的失误导致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到今天为止俄罗斯也没有搞好民族问题，所以民族矛盾时有发生。

第四，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模式破坏了党与社会的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基础。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于党的组织行政化、国家权利个人化、干部制度委任化、个人崇拜普通化、监督机构无效化、党政机关官僚化、法律制度虚无化。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历届领导人都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一体制模式。

第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加深了党的危机，从而葬送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位脑袋上长地图的总统，他是共产党最大的叛徒。1999年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上他说：“做苏共中央总书记最大愿望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这句话太可怕了。 2005年我们的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他，他不承认说这句话了，他说我没说。他承认了一条，也许中国是对的，他承认了中国是对的。当年他提出了“新思维”，“新思维”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思想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政治上取消共产党领导，经济上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