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感有人为待遇吵架告状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
党政工作人员等级工资之间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
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但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这种现象。
毛泽东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
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但纵使几度降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党政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仍旧十分巨大,“高干”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毛泽东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自然怀疑“官本位”亦即“官僚主义”已深入相当多数高级干部的骨髓之中。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他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相信“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这样一种困惑与遗憾,一直萦绕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
作者/杨奎松 据《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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