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2）

中共敢于修正错误。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说，“与西方民主政权中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批评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知道如何对自己提出质疑”。俄罗斯学者马马耶娃认为，中共从“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无不显示出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勇于认识、纠正错误的勇气和魄力”，这是中共“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重视自身作风建设。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国外反响热烈。《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废除虚礼，体现了清新风气”，八项规定“令外界耳目一新”。俄新社报道说，这一变化清楚表明了中共新领导人的“新风貌”。韩国《东亚日报》撰文，认为中共领导层改进作风，很务实、很温暖、接地气。

三、“一个具有超凡执政能力的政党”

国外政治家、学者认为，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属不易，执政党应有“超强的执政能力”。李侃如说，“中国有13亿人口，比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原来组成苏联的15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还要多”，治理“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显示了中共“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塞尔维亚社会党副主席武科马诺维奇认为，“中共是世界上最具领导力的政党之一”，中共“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显示出中共超强的执政能力”。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易卜拉欣·阿梅里说，“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离不开中共明智且高超的执政能力”。瑞典学者拉格奎斯特认为，“中共的执政能力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

国外政治家、学者深入剖析了中共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一是高超的治国理政能力。波兰农民党最高执委会副主席萨维茨基说，中共“展示了治国理政方面的高效”。二是果断决策、强大的执行能力。柏思德认为，中共能够快速地作出决策，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等事件中均有所体现。三是凝聚人民力量的能力。巴基斯坦前外交事务秘书长扎基认为，中共的执政能力来自于它“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潜能”。四是科学的决策能力。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共越来越注重科学执政”，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这是科学执政“正确的一步”。五是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主席卢奥洛对中共丰富的执政经验表示钦佩。西班牙《起义报》撰文，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共的干部培养制度”。国外许多政治家积极评价中共在选拔“有能力的干部”方面所具有的战略与长远眼光。六是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李侃如、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等认为，中共具有“参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进程的能力”，“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显得游刃有余”。

四、“一个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政党”

中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际舆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和“国强对抗”的历史定律，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全新道路。沈大伟说，“西方把经济实力发展和寻求扩张与支配地位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并不遵循‘帝国主义逻辑’”。基辛格说，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崛起是经济和文化现象，而不是军事现象。法国学者皮卡尔说，“回顾以前的世界，埃及、罗马、希腊、欧洲、美国都曾引领世界，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更加和谐，更加和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促进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欧盟亚洲事务研究中心格林·福特教授说，“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让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肯尼亚埃格顿大学教授奥如库认为，“中国梦”给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这“就是其他国家将从与中国的互利合作中得到更多发展机遇”。

中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舆论认为，中共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使之共同发挥作用，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道路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为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宝贵经验。芬兰议会议长海奈卢奥马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发达国家也能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经验。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一些国家提供借鉴。

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坦言，“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以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