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从自由迁徙到城乡二元化（2）

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地区, 可以保证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里人有利。8000 万城市人口吃统一供应的粮食, 这比粮食私有好, 能保证城市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对外贸有利, 政府能通过出口粮食赚外汇，然后买机器。毛泽东说，“如果没有统购统销，国家掌握粮食就少一些，统购统销，我们就能多出口一点粮食。当然也不能出口太多。我们是一个缺粮的国家, 宣传粮食出口这一条不要讲得太多。”

如毛泽东所说，发展工业也是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目的。中共建政初期，发展重工业一面主要依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一面尽力压低国内生产成本。统购统销的实行，使工业原料价格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民种了半天地，赚不到钱；工人拿的工资不怎么多，却吃饭不愁，难怪梁漱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说一句：“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4年夏季，江淮流域等地区发生大水灾，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而政府预计收购的粮食数量非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100亿斤。粮食收缴不顺，一些地方官员不免动粗，农民极为不满。中央政府为平息事端，急忙着手制定更细化的统购统销政策。要给各家农户规定一个可承受的份额，先要清楚地知道各家农户的具体情况。1954年12月，规定由内务部负责农村户口登记。

有户口才有粮食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走上正轨，计划经济体制一步步确立起来。计划经济表现在百姓生活上就是“按需分配”，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一个人即使是百万富翁，手里有一盒一盒的金条，没有一“票”在手，也别想合法地买到一粒米。粮票的种类很多，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凡面粉、大米、玉米、高粱米、各种豆子等细粮、杂粮要凭粮票供应，如果一家人今天不想做饭，要买点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点心，或者下饭馆要点米饭、面条、馒头、包子、馄饨，也无一例外地要拿粮票。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性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将城乡户籍整合在一起，规定“全国户口登记行政，由内务部和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民政部门主管。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在城市、集镇是公安派出所，在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是乡、镇人民委员会”。统购统销政策要想顺利执行下去，就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供应，同时控制被供应者的数量，政府必须划出一道城乡壁垒，让农民只能在家一心种地。

有了户籍状况的统计做基础，政府就能依据各家情况，分配粮票了。国务院规定，农民吃粮自给，城镇居民则凭户口按人口定量供应。在资源短缺的年代，城镇居民分配到手的粮食份额不多，但有保障。县机关干部、教师、医师每人每月27斤，区乡干部33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斤，中学生22斤—24斤，儿童15斤。工人按工种，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工37斤，一般体力劳动工30到33斤，轻体力劳动工27斤等等。在每人的定量里还包括熟食票2斤。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后，原本正常的农业生产没法进行，粮食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东等省农民，或者因为受灾，或者因为被征收了过多的粮食，大批地涌向城市。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城市的工厂中也需要工人扩大生产，所以很多单位不顾政府规定，违规招收临时工。原本已得到控制的城市人口，一下子又膨胀起来，周恩来不得不在1956年10月签发《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各地控制“盲流”数量。

招工政策越来越严，一个工厂出现岗位空缺后，要求先从本工厂内调配；本工厂内没有合适人选时，再请当地政府从其他工厂调剂；如果还没有人能填补空缺的话，招聘临时工也必须优先城市人群。如此一来，几乎断绝了工厂在农村招工的可能性。

粮食供给制度建立后，政府下令粮食部门不给非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分配粮食，迫使农村人口回到户籍所在地。政府规定，“根据紧缩城市人口的精神和预约工、临时工季节性的特点，因此，这类人口虽然离开农村超过三个月以上的，也不要把户口迁到城市来。凡是户口已由农村迁来城市的预约工或临时工，不论已否在城市报上户口，均应将户口迁回原住地。”

城镇居民因公出差前要把地方粮票兑换为省内流动粮票或全国流动粮票，还有每天半斤粮票的补贴。农民没有出差的机会，手里也没有粮票，一旦离开了住所，就只能挨饿。因此旅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完全是天方夜谭，农民更是被严格限制在土地上。

粮食以外，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福利待遇，不管是公费医疗、退休金，还是产假、丧葬抚恤，都成为城市居民的特权——只有城里人才有资格进工厂、进事业单位，持农村户口者连城都进不了。最可怕的是，这种因户籍而产生的身份差别是“世袭”的，一家吃“农业粮”的农村人与一家吃“商品粮”的城市人成为两个阶层。

（参考资料：王素善《新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演变过程的历史考察》、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刘星航《粮食统购统销与户籍制度的联系》、金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