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从自由迁徙到城乡二元化

中国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户口簿的重要性，不管是入学，还是办什么手续，都要带一个户口簿复印件。而老师要一个班的小伙伴们做同一件事时，少不了叮嘱一句，有本地户口的同学要怎么样，是蓝印户口的同学又要怎么样。户口成了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拿着大城市户口出生的人们，享受着与农村孩子不同的待遇。那么，这样一套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上世纪50年代，城市居民凭粮票购买粮食

将“反革命分子”打入另册

现代户籍制度在晚清被引入中国，经过民国历届政府的完善，至1946年，国民政府终于制定出一部《户籍法》，在台湾地区沿用至今。中共真正开始探索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内战爆发后。中共对新占领的城市实行军管，开展户口清查，废除国民政府旧有的户口管理方法，为建立新的户籍制度做准备。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协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迁徙自由被承认为“人民”权力之一。

中共建政初期，各地治安情况很坏，旧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与战乱年间盘踞山里的土匪活动猖獗。在华北，天津、北京等地相继发生纵火事件；冀鲁豫地区有26个县，在三个月内发生杀人事件55起，88人被杀。四川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1950年初，成都西南的龙潭寺上万名土匪暴乱，杀死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他们还进攻县城，有针对性地谋杀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长顺县的匪首支超初用刀砍死副县长等官员四人。西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估计，仅在川西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104股，人数超过6万。

为了打击“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下令“镇压反革命”。为配合行动，公安部要求土匪、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到政府部门登记，交代身份。1950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表总结报告时说：“户籍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保护人民利益，发现和控制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均有好处，并可得到很多供国家施政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户籍工作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人民要宽，给以合法的最大方便。对敌人要加以限制，使之不能乱说乱动，一言一行皆在我掌握之中。”这次会议决定，先在城市建立新的户籍制度。

1951年7月，《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出台，规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户籍，以户为单位进行户口登记，包括住家户、工商户、船舶户、寺庙户等。如果一户人家的户口发生变更，不管是新添人丁，还是成员过世，都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条例中另有“来客住宿超过三日者，须向公安派出所报告”、“旅栈、客店均须置备旅客登记簿，于每晚就寝前，送当地公安机关检阅备查”等规定，让“敌特土匪”无处遁形。

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必须要对当时中国人口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概的统计。1953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为人口普查提供了契机——要选举，就要调查各地的选民情况。城市居民需要登记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和本人住地6项内容。统计结果显示，当时全国人口约为6.02亿，其中城镇人口约7725万，农村人口约5.05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选举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制定了宪法，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一五”计划催动农民进城

鉴于城市人口成分复杂，清查城市户口是为了揪出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农村人口构成相对单一，在农村地区发起的“查土地、查户口、查收入”的“三查”工作，只是为搞清农村人口中谁是地主，谁是农民。统计农村户口主要是为了获得人口数据。

从1949到1955年，农村、城市间没有户籍壁垒，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原在农村革命的中共干部，以及内战期间躲到乡下的普通市民。1949年时城镇人口有5765万，到195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725万。“一五”计划上马后，数以百计的工厂相继建立起来，又有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成为新工人。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粮食供应出现紧张，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短缺。

政务院在1953年4月再次就户籍问题发布《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除了与工厂签订合同者，不再给农民办理入城手续。此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如果拿不出合理理由的，也要被劝说回家。半年后，城乡人口流动的口子进一步拉紧，在内务部与公安部《关于办理户口迁移的注意事项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各地政府有责任劝阻农村人口进城，只给予在城市找到工作、考入学校和老年父母投靠子女生活、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生活及夫妻团聚几类人群落户资格。

虽然农村人口已很难在城市落户，但城市已有人口还是太多。中国作为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中有几百万的失业人口，显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中央政府效仿苏联让城市青年下乡垦荒的做法，“上山下乡”运动在1955年开始，让城市里的中小学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

1953年10月，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坦承，全国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统购统销即是为应对城市粮食短缺而出台的一项政策，农民生产出的粮食作物，只能出售给政府，而不能卖给商人——即使商人出价更高。至于“统销”就是由政府统一分配收购上来的农产品，而分配的依据就是户口。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的粮食只能按照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从此，中国社会有了商品粮、农业粮之分。到了1954年，统购统销已经不仅限于粮食，油料和棉花等也都被纳入其中。

汪东兴回忆说，1954年，毛泽东给警卫员们“上课”时，谈到统购统销问题。当时毛泽东掰着手指说, 统购统销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让贫农买得起粮；第二对灾民有利。毛泽东告诉警卫员们，有老百姓说：“去年是百年没有的洪水, 五百年没有的好政府”，而在他看来，“五万年也没有这样的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