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亲历亲为，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曾指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从不轻易让秘书代劳，总是亲自动手起草文电、报告，撰写文章。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大约有390篇之多，数十万字。这些文献大多留有手稿，是他亲自撰写的。
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其结果就是对各种情况了然于胸。张志平编著的《感受西柏坡》一书中，记述了西柏坡时期曾在中央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张清化的一段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第二日，他们就搞出了战果明细表，送到毛泽东案前。“错了！”毛泽东用指头点着，“你们多算了一个团。十八军的骑兵团就不在被歼之列嘛！”张清化在回忆中感慨道：“毛主席决不允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
“毛泽东对数字的重视，绝不是心血来潮。因为他要印证‘九月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能否早日实现。”康彦新说。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九月会议”还做出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大事必须向中央报告，写报告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忌敷衍塞责，使报告流于形式。
即便有对形势的准确预见，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依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十分注重听取各方意见，并且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西柏坡时期，中央五位书记注重团结协作，重大问题一般都是集体研究。在部署三大战役时，中央军委反复和前线指挥员进行磋商，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随时调整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的发往淮海前线的电报共有64件，有指示、有命令、有商议，也有三次明确告知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体现了对淮海战役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
时间和效率是生命，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深入分析研讨和审慎决策，如何同及时快速地反应统一起来？毛主席特别指出，战争时期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
对于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问题，中央的决策尤为慎重，唯恐考虑不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记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其中首先遇到的是货币问题。为克服各解放区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弊端，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部，并决定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但这需要几个月的准备，在此之前，各解放区的货币仍按原定比例相互兑换。周恩来指示财经部要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动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保证各区的物价大体以同样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稳定。他还要求中央财经部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区的物价变动情况，再根据物价变动情况来控制各区货币的发行数额。由于考虑周密，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解放区物价要稳定得多。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只见公仆不见官
“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恐怕是每一个参观过西柏坡的人的强烈感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吃穿住用，是那么普通，几乎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的衣裤件件有补丁。不经他同意，谁都不能给他领新衣服。毛衣毛裤穿破了，上边有了大窟窿，让工作人员给补补接着穿。他的一件睡衣，曾经补了73次，穿了20多年。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周恩来同志旧居，办公桌上放着的一个旧茶缸常常引起参观者的注意：一个粗瓷小碟子盖在茶缸上，就算缸盖儿了。原来，茶缸盖儿掉在地上被车轧坏了，卫士长成元功到供给处领了一个新的带盖儿茶缸给他换上。周恩来发现后，却让他退回去，将旧茶缸又拿了回来，从书架上拿下一个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盖，说：“这不正合适吗？”
西柏坡中央大院本来就不大，中央领导们的住房也都很简陋。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西柏坡一下多出那么多人，住房便成了问题。为了安顿从东北来的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朱德和康克清主动与他们做了“团结户”，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自己打地铺，中间只拉了一条布帘。
那时的工作条件，也真是因陋就简。
参观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讲解人员会告诉你，这房子还是中央机关自己修建的，里面有一部电话，两幅地图，三张桌子还分属三个科室。敌我力量的对比，曾先后用电光纸剪成的三角旗、红蓝铅笔和自己纺的毛线染上红蓝颜色标注。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司令部，我党成功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二十多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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