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群众路线的新形势与新趋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在长期斗争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在以矛盾多发和利益多元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期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并找到应对新问题的新方式、新方法。

一、社会转型期呈现的新特点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党中央再提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习近平强调全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性，显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交往货币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日渐突出的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货币的作用和货币化的程度也大大加强，它们不仅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而且已经溢出经济领域，在社会其他领域蔓延，在公共生活、社会交往领域，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比重不断攀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近、情谊深浅、甚至于对个体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都不得不用冷冰冰的金钱数字来衡量。有学者指出：“市场势力进入以后，中国社会社交关系的改变和强大的金钱文化复苏可以看成一个双重的运动：第一，非人情化的金钱开始替换由原先富有感情的礼物和回报所建立的关系；第二，关系、礼物、好处以及社会地位都染上了金钱替代品的特点”。[2]“任何人、任何物品的价值似乎都是由获得货币的价值来决定，而且各种货币符号之间的相互转化越来越便利，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人和物只能转化为货币数量关系才具有真实存在的意义。”[3](p.157)货币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道德的某些缺失，对党的群众路线带来了挑战。有学者认为，货币不能没“禁区”，并严正指出：“货币资本到了政治面前必须止步；货币资本到了文化、教育面前，基本上应当止步。”[4]

第二，社会个体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个体化社会进程达到了高潮。贝克认为：“个体化就是一种社会境况，不是通过个体的自由决定就能达到的。用萨特的精当之语来说：人注定要个体化。个体化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尽管也是一种矛盾的冲动，克制不住要去创造，安排自己的人生，以及周遭的纽带和网络，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偏好和生命的各个阶段，还要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以及福利国家等方面的种种状况。”[5](p.5)在这样的状况下，致力于把组织作为重要依赖手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无疑受到了严重挑战。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中国黑龙江下岬村的多年（1989―2008）调查发现：该村原有的村干部在非集体化后，明显感到“做思想工作”不再奏效。[6](p.69)因此，当组织的吸引力弱化之后，面对分散的个体世界，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成为党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第三，群体情绪化。当今社会发展变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社会的情绪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具有冲动、多变、急躁、脆弱、专横、易受暗示和轻信的倾向。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7](p.379)当社会个体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获得某种认可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其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众的盲从和盲动，及至演化为多数人的暴力。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各种矛盾引发的上访、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7年超过8万起。2008―2009年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及引人关注的第一个浪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因工资纠纷酿成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就有120多起，规模在30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270多起。诚然，我国现在正处于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客观上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第四，生活网络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网络的迅速普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社会交往、经济活动、工作生活等无一不被覆盖在网络中。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沿着“机关内部办公自动化―管理部门的电子化工程―全面的政府上网工程（电子政务）”这一路径，目前正处于以“一站两网四库十二金工程”为核心建设内容的高速发展阶段。

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中国手机用户已达9.997亿。[8]截至2011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达5.13亿，其中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也已经达到了1.36亿。[9]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数量达到3.88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市场。中国网民已有5.38亿之众，互联网普及率也已高达约40%。[10]另据国际知名iResearch咨询集团统计，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7万亿元，同比增长46.4%，网购规模用户达1.87亿人，而2012年第二季度，我国网购市场规模为2683.7亿元，比上一季度增长17.6%，较去年同期增长51.6%。这一切表明，网络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网络化时代，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如何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显然是对我们在社会转型期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新的考验。